其次，要恢复以党治军的方针。国民党以党治军的方针是孙中山从苏联学习借鉴而来的，并在共产党人的协助下得到积极推行，由于其重在政治教育，不但增强了士兵的斗志，而且严明了军队的纪律。国民革命军不再像军阀的“私兵”那样扰民虐民，因而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促成了北伐的成功。所不幸的是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将此治军方针在反共中一并加以抛弃，中国重又回到军阀政治的时代，所谓党治政权完全成为了军阀政治的附属品。“党之组织，形式依然，精神则渐堕落”[9]。《大公报》指出，要根绝军阀滋生的土壤，“必须第一步严格地恢复以党治军之精神，先解决此过渡时代之军事问题。第二步增进民众能力，实现民主政治”[13]。此时，乃孙中山所主张的军政与训政之过渡时期，因此，《大公报》所主张的以党治军实质上是以党治的政府治理军队，与其希望训练出一支国有军队的愿望是一致的。
    其三，中央当局要公正无私。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政权，仍然具有多元化和分裂性的特征，派系林立，纷争不断。以军事实力为依托的蒋介石，在把持了中央权力的同时，一方面假借编遣会议之名以期达到削弱其他地方军事实力派的目的；一方面操纵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这一系列赤裸裸的争权做法，无疑加剧了各派系的反蒋情绪，民众祈盼的和平统一愿望在新的战乱中又一次破灭。《大公报》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统帅机关首先没有能做到“既有力而复至公”。孙中山所倡导的以党治军方针，是“使军属于党，非党命不能动兵，而党之组织，为民主集权制，无人能专制，亦无人能违犯”[13]，如今的国民党中央显然背离了孙中山的主张。《大公报》呼吁国民党中央当局，从自身做起到依法行动，大公无私，真正体现和代表国民党的整体意志，实现以党治国。
    其四，军事领袖要释兵权，待命于党。对于蒋冯阎李等军事实力派，《大公报》认为“概应解除兵权，奉还大政，待命于党”[6]。《大公报》建议这些军事巨头同时卸去军权，联袂出洋，考察政治，而由党内文人集团主持裁兵，制定新军制，使“各军直隶中央，饷糈概出国库，长官时为更调，军队常予易防，军需独立，兵民分治……地方政治，悉交省府，军队驻防，恪守权限”[14]，真正摆脱武力支配政治的局面，组成文治政府。而“现握军权者，纵有政治资望，党内地位，亦应不作领袖，更不作独裁。军权愈高者，愈应以身作则，领导所部，以服从文治政府之决议”[9]。《大公报》的主张是出于对广大民众爱和平、厌战乱、反破坏、求建设的善良愿望的回应，而军阀集团之所以要扩张军队、扩展地盘、扩大战火，归根结底是为权欲所驱动，因此与军阀谈交权，无异于与虎谋皮。
    二裁兵期盼：从热望到失望
    作为20世纪20年代主导性政治文化的和平裁兵思潮，不仅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政治心理趋向，而且一度与官方政治文化相契合，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更为深远。孙中山就曾在《和平统一宣言》中宣称：“和平之要，首在裁兵。……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15]（p50）及至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初步实现统一，裁兵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1928年6月下旬和7月上旬，国民政府相继召开的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都将裁兵作为主要议题，经济会议还专门通过了一个《请政府克期裁兵从事建设案》，这让厌倦了长期军阀混战的民众感到了裁兵的希望。一时间，长期被目为国家心腹大患的多兵问题，似乎有了在短时期内解决的希望。《大公报》为此于6月25日至29日连续发表5篇社评，继《裁兵运动》后，《大公报》还将社评从原来的一版左下角位置调整到一版正中间，并以更加醒目的标题、字体和版式，先后发表了《全国商民速发起裁兵协会》、《裁兵与国民党》、《裁兵与国民政府》、《裁兵与长官士兵》等社评，充分体现出其对裁兵的热诚期盼。
    “为了统一，为了消灭军阀的割据，军阀们发动了许多次战争。战争愈多，军队也愈多，地盘的问题愈严重，养兵的问题也愈严重。”[11]（p52）北伐胜利后的中国实际上还是处在诸侯割据的局面之中，各军事集团拥兵自重：冯玉祥控制了陕、甘、宁、青、豫、鲁，阎锡山控制了晋、冀、绥、察和平津，李宗仁控制了湘、鄂、粤、桂，东三省和热河则仍然掌握在张学良的手中，而作为中央军事实力代表的蒋介石，“只在长江下游的五个省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力”[16]（p101）。这显然不仅是新兴的南京政权所不愿意看到的，更是蒋介石本人所不愿意接受的，因此国民政府提倡裁兵使得蒋介石能更为名正言顺地实现其排斥异己、巩固自身实力的目的。各军事实力派心里也很清楚，对自己军队的裁减，实际上意味着自己权力的削弱。只不过由于裁兵的倡议适应民众的需求、得到民众的支持，加之蒋介石提出的节约军事开支以支持经济建设的裁兵理由冠冕堂皇，使得他们无法加以反对，不得不纷纷做出拥护的姿态，提出一些裁兵的意见，如李宗仁倡导兵工政策、冯玉祥建议兵权归于中央等。在举国一片裁兵呼声中，《大公报》乐观地认为：“新国家气象之光昌，前途希望之远大，无有过于今日者。历年困于战祸之四万万民众，闻此福音，欢喜欲狂，能不额首相庆，拭目以待革命武力领袖诸公之践诺履言。”[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