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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王李秀成不是叛徒(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文汇报》 吴孟楚 参加讨论

或说《自述》中,李秀成“忏悔自己的过去”。这也不能构成叛徒的罪名。他说过“迷迷蒙蒙而来,造成今日之患”等话,表面上看来,他似乎是在忏悔自己误入歧途,实际上他是痛恨自己“不才”,“不能卫天国”,不能保国安民。李列出“失误”十条后说“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李秀成显然是站在太平天国的立场上自悔自恨的。由此也可见,所谓“今日之患”,实指国破民不安之患。至于“迷迷而来”、“蒙蒙相随”云云,全是自我检查之辞。“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注:《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二二六页。)这里所说的自我表白,包括自褒也包括自贬。没有事实根据的口供是不能定案定性的。凭这种“自我检查”是不能定成叛徒的。而李秀成所述太平天国内部的军政情况基本符合史实,痛陈的十误说得上是天国革命的经验总结,其中多条至今看来还很正确。如果这也叫做投降变节的话,那末幼天王、洪仁□也讲了些内部的军政情况,是否也要算是投降变节呢?
    那末,如何分析招齐章程呢?真的是为了投降吗?不是。献计招齐是假的,是策略,是有原因的。从十条来看,是要求曾国藩“将南京城内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外行”,“恩赦两广之人”,“实因欲保民为乐之意”,而他自己则“死而足愿,欢乐归阴”。这与那种为了自己活命,出卖同志,助桀为虐的叛徒,岂可同日而语。保民保部属能否说是保存革命力量呢?是可以研究的。如果李秀成最终确实想获取外出联络旧部,当然也要使曾国藩感到“有言可采”,他需要骗取信任,金蝉脱壳。这种策略纵然不必提倡,却无须一概否定,一笔抹杀。事实上,老奸巨猾的曾国藩及赵烈文是看出李秀成的意图的,认为“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注:《能静居士日记》二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即决计就地正法。……力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贻后患”(注:《曾文正公奏稿》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复陈逆酋正法片》。)。李秀成说过的一些错话,被他最后从容就义的实际行动否定了。总之,结合李秀成被俘后的全部表现来考察,《自述》不是投降书、自白书,而是一份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书。
    李秀成对洪秀全对太平天国是忠诚的,没有背叛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
    在《自述》中,李秀成对洪秀全进行了批评,这在戚本禹构筑的李秀成叛徒案中被说成是一个最大的罪名。把正常的批评说成是“攻击”、“诬蔑”,是“在革命领袖的脸上抹黑”,这完全是罗织罪名。
    这里,且不说《自述》中始终称天王、我主,书写抬头,对洪秀全抱着尊敬的态度,也不说《自述》说洪秀全“到处人人尊敬”,作了高度赞扬。应当着重指出的是:首先,李秀成在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教训时也分析了洪秀全的错误,这是正常的。在一百多年前,李秀成把天王当做人而不是当做神来盲目崇拜,倒是难能可贵的。其次,李对洪秀全的批评,是符合事实的。洪秀全确实犯了深居简出,脱离群众,疑忌外姓众将,专任亲属等错误,这些错误对太平天国造成了损害。李秀成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和批评,又有什么罪呢?
    如果说,对洪秀全的态度可以作为衡量农民将领是否出卖革命、背叛革命的尺度的话,那末,李秀成对洪秀全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恰恰是一贯忠诚的。洪秀全对李秀成是并不怎样信任的。但无论在洪秀全怀疑他通敌时,还是洪秀全拒绝他“让城别走”进行战略转移的正确建议后,手握重兵的李秀成始终坚守阵地,以无私的态度坚持了对天王的忠诚。洪秀全死后,他把对洪秀全的忠诚全部倾注到幼天王身上,天京陷落,他置自己骨肉于不顾,护着幼天王冲出重围。又置自己死生于不顾,让战马于幼天王,自骑劣马,又不肯□发而致被奸民告发,身陷囹圄。《自述》记载这事说:“虽天王气满蒙尘,损国失邦,我受过其恩,不得不忠,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是尽我愚忠而为。”说得何等明确!何等忠诚!被俘后,李秀成对幼天王的忠诚集中表现为幼天王到广德、湖州打掩护。七月二十四日幼天王到广德。李秀成自七月三十日到八月七日写自述,他在“招齐章程”里专立一条说:“查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此人必不能有了。”同时又给将要担任保护幼天王任务的湖州黄文金率领的精锐部队打掩护,说“即可不攻自遁”。这显然是要把曾国藩的视线从幼天王处移开,放弃穷追。左宗棠在奏报皇帝时,曾指出过李秀成的意图,说:“据所供各情,则李秀成所供广德之贼,不击自退,并劝官军勿专杀两广之人,意在庇纵逆党,亦可概见,”(注:《左文襄公奏稿》同治三年九月十五日《提讯李士贵口供贼情请暂缓处决片》。)当时的《上海新报》评论也这样认为说:“……始知忠逆狡狯异常,身在囹圄,犹朦混大宪,为幼逆等漏网地步。”(注:陈光贻编《上海新报所列有关太平天国史料篡录》。转引自罗尔纳先生《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又,引文重点乃笔者所加。)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老的领袖死了,由于受到封建意识的影响,新领袖往往要具备有血缘关系的宗族或同姓,才具有较大的号召力。洪秀全死了,要保存革命力量,首先就是要保存幼天王,这是关系到太平天国能否重树大旗重整江山的问题。叛徒是有规格的,这个规格就是出卖同志,出卖组织,出卖革命。对李秀成来说,就是看他是否卖主求荣。然而,李秀成没有出卖幼主,也就是没有出卖革命。他千方百计,忍辱含垢,舍身救主护主。他对太平天国是忠诚的。
    历史的道路不是象长安街那样笔直的,是曲折的;历史现象也是具体的,错综复杂的,不是模式的,刻板的。同样,作为历史现象的革命者在狱中的斗争的形式,可以是刚强壮烈的,也可以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可以公开斗争,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也可以巧与周旋,作隐蔽的合法的斗争。在农民战争史上,象黄巢、张献忠这样的农民领袖在掌握着革命力量时,尚且伪降,受过招抚而重整旗鼓;在太平天国历史上,李开芳、赖文光都曾诈降过,为什么要苛求李秀成呢?我建议:割掉李秀成“动摇变节”的尾巴,给李秀成彻底平反。
    寡闻陋见,随作引玉之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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