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问世之后，史学家和文学家都“谓之实录”。但史学家讲的是科学的真实，即实录历史事实成为信史的真实；文学家讲的是艺术真实，即“实录生活”，反映生活（过去的和现在的）本质的真实。这两种真实的区分在当今之世是明确的，但在司马迁的时代，反映在《史记》里，这两种真实的关系如何呢？是否既有区分又有联系呢？笔者认为，这两种真实在《史记》中重叠交叉，具有“模糊”、“混沌”的特征。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与司马迁所处的艺术、科学和哲学尚未分家、浑然一体的历史条件有着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一是与司马迁的独特个性气质、人生际遇密切相关。这两个方面的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史记》具有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重叠式交叉的“模糊”、“混沌”的特征。本文拟就《史记》实录的内涵、构成要素、基本特征，及其与艺术真实的联系作点探索，以论证其“模糊”、“混沌”的特征。
    一
    西汉后期的刘向、扬雄都曾说过《史记》是“实录”，但他们并没有作理论的阐述。至东汉前期的班固撰《汉书》而为司马迁立传，在“赞论”中对司马迁的史学作评论时说：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以哉①！
    班固在这篇“赞论”里对司马迁的哲学观点、思想倾向、史料渊源、叙事才能等方面作出评价，对《史记》作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概括，明确地提出《史记》实录论。班论有重要的史学理论意义，它揭示了司马迁开创的“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但是班论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以正统儒学自居，论史义奉《六经》之义为准则，论史文以孔子《春秋》为祖法。因此，此论一出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制约并指导着历代史界学人对《史记》的研究和评价，使对《史记》的评论按照儒家的规范要求进行，成为《史记》研究中的主线，而且在很长的时期内盛行着一种曲解阉割的研究方法。
    班固之后，刘知几、章学诚等著名的史学评论家，都曾经从历史学角度论述史迁实录，对班固的实录论有所阐发。近来，施丁先生在《中国史学的传统与维新》②一文中指出，班固“第一次较明确地提出实录论”，并从事、文、义三个方面对班固的实录论进行阐释。指出：“班固此论本是针对司马迁史学的，司马迁可以当之无愧”。施先生的着眼点仍在“史学理论意义”方面。读施文之后，笔者想到一个问题，即“实录论”作为理论概念它是从《史记》中抽象出来的。举世公认《史记》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如果我们从这一确定无疑的实际出发，研究“实录”就应该突破班固的理论框架，重视它的文学性质，即重视其艺术真实性原则的运用。《史记》作为传记文学显然运用了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实录”即按照生活（历史）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反映现实。由于时代的局限，班固看不到《史记》中运用艺术真实性原则所取得的成就。唐代的刘知几著《史通》，多处阐发《史记》的实录原则，但他只讲历史真实性原则而忽视其艺术真实性原则。章学诚虽然说过“《骚》与《史》，千古之至文”“皆深于《诗》者也”③的话，也只是认为它们“言婉多风”，“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乎天人之际者也”，没有跳出班固的圈子。今人论《史记》，爱用鲁迅的评语：“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史家”与《离骚》为什么拉到一起了？“史家之绝唱”的历史真实与“无韵之《离骚》”的艺术真实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论者并没有讲出多少令人折服的道理来。
    笔者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实践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从史义方面看它是一种敢于坚持真理的求实精神，如果我们从美学角度去探讨这一原则，就会发现它强调的是善与真的联系。在这里，美不是与丑而是与“恶”相对，这说明美理所当然应该是不“恶”的，亦即善的。这样，《史记》中“美”的内涵不仅包含善，而且高于善。而美与善要达到“不虚”、“不隐”的境界，就是自然的“真”。而司马迁所追求的“真”的至境是不虚伪，不讳饰、不矫情，即历史或生活本来的样子。这种本来样子的“真”不是指现象，而是就本质而言的。这里体现出司马迁的“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④”的理想人格。《史记》里的美与真都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带有主观情感因素，它们是作家主观因素与客体结合的审美意象。因此，“不虚美，不隐恶”原则渗透着司马迁的审美情感。审美情感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才是《史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核心和关键。笔者认为探索司马迁审美情感的真，是我们打开《史记》实录宫殿之门的钥匙。下文将作详细阐述。
    这里首先要研究的是《史记》中“实录”的历史事实，“实”到什么程度？它是否是纯客观性的？“实录”是否仅仅是“写事如实”，表达“准确”，“公正不曲”，“真实地反映史事”呢？有人说，研究历史应以史实为生命，不能说一句缺乏史实的话。这话有道理，但太绝对化。因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也难以做到。《史记》更不符合这种极端化的标准要求。从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观点看《史记》，它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不可能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任何“史实”，不管它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或史料记载的，还是编纂学中描述的科学形态的事实，都不是独立于人们主观意识之外的纯客观存在。西方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家如兰克和福斯太·德库朗惹都曾竭力强调历史事实是先于或独立于史学家的客观存在，忽视或否认史学家的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甚至要求消除史学家评判史实的任何主观因素。以这种观点来要求历史著作近乎荒谬，更不符合《史记》实录原则的实际状况。因为司马迁的鲜明倾向性和爱憎分明的褒贬态度在《史记》中有明显的表露，主观情绪强烈、感情色彩鲜明恰是《史记》的一大特点。因此，《史记》里的“史实”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司马迁在《史记》里所追求的不仅是历史事件的真，而且还要追求一种历史境界的美，作者是在自己的社会理想的光辉照耀下，遵循历史真实的原则，倾注自己浓郁深沉的爱憎感情于《史记》的，事（求真）与情（求美）的结合，才是《史记》实录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