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列举司马迁主观情绪过强的例证，并非要否定《史记》是一部“实录”著作，而要说明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史记》为之“实录”，并非事事句句尽是“纯客观”的实录。或者说，一方面是司马迁执着追求“直书”，对历史人物“不掩其瑕”，而要“善恶必彰，真伪尽露”（49），结果对某史料的处理反而“愚智毕载，妍媸靡择”了。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司马迁是一个充满爱憎感情、具有诗人气质和浪漫情调的史学家，拿起笔来，激情滚滚，一发难收。这两个方面都是客观存在，不管是从历史学还是从文学的视角看，都不必讳言，更不必誉此非彼，“直书”与“感情”才是司马迁做为史学、文学家的本色，才是《史记》“实录”的本色。
    刘熙载说司马迁学《离骚》而得其情，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他只看到司马迁对屈原的继承，而没有看到其创造。就创造性而论，屈原和司马迁都是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得风气之先的杰出人物。他们不仅都有“继往”，而更重要的是都有“开来”。因此，就独创性而论，司马迁之“情”未必尽得之于“学”，而更为重要的是得之于现实社会生活。《史记》中所抒之情与《离骚》中所抒之情有明显的不同。就《史记》中所抒之情而论，它蕴含着深刻的现实社会内容。《史记》的抒情之本质说到底是个现实性问题。可以说，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与事件是历史性的，但司马迁通过它们抒写自己强烈的主观情感，表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评价和态度。读《史记》可以看到其中有现实生活的折射，可以说它是一幅非常深刻的现实生活的折射画卷。通过这幅画卷可以看出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批判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因此，又可以说，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与事件是现实性的。
    本来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给崇尚自由富于诗人气质的司马迁以精神上的沉重压抑。遭李陵之祸后，又产生一种个人的不可言状的怨愤。这样，时代的沉重压抑促进了个人怨愤与日俱增，并通过写作实践将个人的际遇怨愤又升华为一种独特的时代意识，即对古今仁人志士追求高远者则累遭祸患，而暴戾恣睢、嗜血杀人者却累世富厚的世道不公产生无限怨恨感慨。司马迁把这种时代意识，上升到理性，贯通古今，成为一种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悲士不遇，发愤著书，立言以求不朽。因此，司马迁胸中郁结、涌动的怨愤，以及他在《史记》里所抒写、宣泄出的怨愤，就不是纯个人的狂狷偏狭之情，而是一种时代的悲愤意识，是西汉空前强大的一统天下的时代之愤情。
    把司马迁的发愤抒情与他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探求《史记》的抒情性特征，我们还会发现它反映了作者“珍惜生命实体，追求个性自由”的苦闷。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反映了从战国中期到西汉中期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大变革中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状况，反映了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地主阶级的先进人物对已经成熟了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陈腐传统的愿望。司马迁的发愤是一种痛感型的，反映在《史记》里，他追求一种悲凉慷慨的悲剧美，这实际上是处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士人的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它是司马迁独特的悲剧色彩的人生感叹的扩大和铸熔。这种痛感型的历史感，从审美视角审视之，则是一种严肃的、健康的、引人向上的审美趣味，它是对人际关系虽有透彻的体认而又无法超越，对社会的苦难与横暴勇于做理性的抗争而又痛切地感到自己孤立无援，对大一统的“盛世”所提供的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感到鼓舞而又对其限制个性发展的种种关隘感到悒郁，——这是现实与个性矛盾的表现。
    与强烈的抒情性紧密相联的是鲜明的倾向性。《史记》的思想倾向性前人已经指出，班固说它“是非颇谬于圣人”，王允说它是“谤书”（50）。后世对倾向性或贬或褒，多有例证。建国后，研究《史记》的学者一直公认；司马迁有朴素的唯物思想，进步的历史观和富民的社会理想，有无畏的求是的批判精神，这些方面综合组成了他的史学的鲜明的倾向性，使他在《史记》中对历代暴政和汉初的现实政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赞扬了那些对历史作出过贡献的杰出人物，特别是对那维护国家尊严、见义勇为或正直无私而又遭遇不幸的历史人物以及许多不为当时官方舆论所容的人物，司马迁更是集中笔墨饱醮着感情予以歌颂的。司马迁的进步的思想政治倾向与他的“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精神是紧密结合而相得益彰的。《史记》的实录史观中的真实性与倾向性是统一的。史学家或文学家，如果没有进步的思想和立场，即使遵循实录原则或忠于现实生活，写出来的也不一定就是伟大作品。伟大的作品总是真、善、美的统一。因此，只强调作家的“真实感情”是不全面的，因为这只是承认艺术真实的主观基础，还有重要的一面是艺术真实的客观基础。忽视或不承认客观基础，感情的真实就失去判断的依据和标准。抒情性和倾向性的统一，构成《史记》实录原则的真实性。本文对《史记》实录史观的探讨，正是以此为着眼点的。《史记》的真实性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是社会（历史）生活的客观因素与作者的思想感情的主观因素的统一。
    我在前文中探讨了《史记》的“实录”的想象性、直观性、抒情性、倾向性等几个方面的特征。这四个特征是构成《史记》艺术真实的基本因素。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从《史记》的包容性、综合性来探究其历史真实，也会发现上述四个方面的特征又是历史真实性的构成因素。这四个方面在《史记》中所涉及的对象——文学与历史——是重叠或交叉的部分，是它们把文学和历史两个学科相互交织、融合在一起的，也是这四个方面使文学与历史有着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而这种天然的内在联系使《史记》具有朴素整体性的“朦胧”、“模糊”、“混沌”的显著特征，这是人类长期而艰苦的向精神文明目标探索之后所获得的最高报偿。研究《史记》，承认其想象、直观、感悟的价值，重视司马迁著述中模糊思维的作用，以及主观抒情的效果，是更完整地理解司马迁的世界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我们概念思维的抽象系统永远无法完整地描述和理解这个实在的世界”，相反，《史记》中的“模糊观念要比明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司马迁“并不总是能够用语言来表达我们所想的东西”（康德语），当司马迁在用实录观念确切地代表他所观察到的历史印象，“这时候，他逸出了心理学的真实情况以外”（罗素语），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使用“朦胧”、“模糊”、“混沌”这些观念、术语来表征司马迁著《史记》的无意识。这样看，《史记》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真实”在《史记》里表现为“综合性”、“包容性”。这种综合性、包容性使司马迁对历史的认识成为可能，使《史记》实录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结合统一成为可能，没有这一特征，简直就不可能有《史记》。《史记》的综合性不仅仅指司马迁对各种历史材料的综合，即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衰之纪”的综合排比中，视真实为生命，还要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以综合的眼光，俯瞰历史全貌，评说千秋功罪，这俯瞰与评说是“要把历史跟生活的关系视为统一的关系”（克罗齐语），把“文献”和批判，“生活和思想”当做“是历史的真正资料”，是历史综合性的两个因素”（51）。以此“准确提炼历史的内在精神，毫不留情地排斥以各种方式、途径夹杂进来的个人成见、偏见”（52），把自己在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获得的真诚的审美情感表现出来，以艺术真实去包容去表现历史真实。看不到这一点，也就是没有把握《史记》实录史观的特质，更谈不上对《史记》文学特征的准确把握。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对《史记》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进行探讨的。
    一九九○年五月二日于青岛京山东麓蛮触氏之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