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认为司马相如是形式上模仿楚辞，是“窃其华藻”，而拟形失神；司马迁是从精神上学《离骚》，所以“离形得似”，继承“发愤抒情”的传统。所谓“得其情”，即得“其恻怛之情”，也就是刘熙载在该书另一段文字中所说的“悲世之意”、“愤世之意”。我们从《史记·屈原列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迁对屈原创作的本质特征的评论，主要是肯定其“摅怨愤”的价值。司马迁受屈原人格美的深刻影响和受《离骚》的怨愤之情的濡染，体现在《史记》中，使它具有诗的情韵和灵性。李长之先生说司马迁是“一个抒情诗人”（20），这是从《史记》与《离骚》的关系，《史记》的抒情本质特征的考察中得出的结论。《离骚》中有饱含激情的“史”，《史记》中有饱含激情的“诗”。《骚》与《史》在情志上是如此一脉相通。从审美的角度看，只有情感才是它们的本质，所谓“牢骚者有屈（原）贾（谊）之志则好，无屈贾之志则鄙也”。（21）
    古人，特别是明清研究《史记》的学者早就指出《史记》的抒情特点。如对《屈原列传》的评论，认为“非叙事之正体”，（22）“工为骚相类”。（23）李晚芳说：“司马迁作《屈原传》，是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怨辞。”（24）“文情斐亹，音节激越”，“悲愤淋漓，如怨如慕”。李氏并把《国风》、《小雅》的怨刺传统、《离骚》的发愤抒情传统与《史记》的痛感型审美趣味联系起来，指出三者的继承关系，不无道理。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已经指出《离骚》兼有《国风》的抒情和《小雅》的怨刺特点，《离骚》的哀怨悱恻的风格受风雅之影响。我们也看到，《离骚》中那种对理想的憧憬和对现实人生悲哀的绝唱，以及象征优美的格调，“悯物呴悲”的怀抱，都深深影响着司马迁，形成恻怛、悲壮、痛感的散文风格。以叙历史人物之悲剧人生，更惜自己的悲剧人生，深痛难忍，古今同调；神用象通，情变所孕，感情化为驱遣笔墨文字的力量。
    《史记》中许多优秀的纪传都具有“发愤抒情”的特色，都渗透着司马迁沉痛的身世之感，打上了他个人际遇的烙印。如《伯夷列传》亦为史传之“变体”，“满腹是怨”（25）“是史公自写其胸臆之愤”（26）《管晏列传》，“迁盖自伤其弗遇”，（27）“写知己悲感之情”，（28）寄慨良深，情见乎词。“《刺客列传》是《史记》中第一种激烈文字（29）”。写季布受辱不羞；写魏豹、彭越“幽囚而不辞”，“盖志有欲为也。太史公腐刑，不即死，亦欲以自见耳，故于此委曲致意如此”（30）。《淮阴侯列传》“极人情所难言”（31），“详载武涉、蒯通之言，则微文以志痛也”（32），文情无限。写田蚡、窦婴、灌夫“道人盛衰荣枯之际，以自写其不平”（33），“深恶势利之足以移易是非，故叙之沉痛如此”（34）。写李广以“不遇时”三字为主，“一篇感慨悲愤，全在李广数奇不遇时一事”，“而太史公操笔谋篇时，所为激昂不平者也”（35）。写酷吏，“太史公亲睹其害，不胜叹息痛恨于当时也”，“落笔时，哀惨填胸，虽事属本朝，而讳不胜讳，故随事直书，善恶自见”（36），因此《酷吏列传》写得“感慨悲愤”，“此太史公悲世之书也”（37）。叙游侠则“感游侠之义”，“以舒其轻愤不平之气”，“此正是太史公愤激著书处”（38），“心之痛者不能缓声”（39），“《货殖传》本以愤慨而成”（40）。《史记》中具有“发愤抒情”色彩的篇章很多，再如《项羽本纪》、《孔子世家》、《赵世家》、《魏公子列传》、《伍子胥列传》、《范睢蔡泽列传》、《平原虞卿列传》等，都浸透着悲愤怆感之情，《史记》一百一十二篇传记中，有浓郁抒情特色者约七十余篇。所以，发愤抒情是构成《史记》实录精神的重要因素。
    悲愤慷慨的抒写情志是《史记》“实录”的鲜明特征和重要的内容。任何否认《史记》实录中渗透着作者极其浓厚的感情和强烈的爱憎者，将无法评价其真实价值，将是对《史记》实录原则的阉割。强烈的抒情性是《史记》实录的文学本质，从这一点看，《史记》确是一部饱含血泪的悲愤诗，是中国史书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情史”。
    《史记》的实录中的抒情特征既是其所长亦是其所短。论其所长，因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41）。浓烈的悲愤、爱憎感情使《史记》成为“无韵之《离骚》”，既闪现着作者的先进社会理想之光，又挥洒着满腔愤世嫉恶之情，有个性、有奇气、有巨大的感染力量。以情驱笔，塑造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形象，更是神采飞扬，在中国史传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总之，司马迁在《史记》中发愤抒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激动人的心扉，“令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哉？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句字之激射者也。”（42）从《史记》文章风格多样化看，也恰恰是由于司马迁是一位人世间最富于感情的人，他以传神之笔，挥洒着慷慨淋漓的激情，随着纪、传中的不同事件、不同人物，感情也隐显浓淡起伏变化着，或奔放而浩漫，或停蓄而渊深，或妍媚而蔚纡，或感愤而伤激，或雄勇戟健，或斩绝峻拔，或典重温雅，或低徊婉转，或轻捷飘忽……给人以态度无定，奇谲恢诡之感。正如马存说的：“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而观之，岂不信哉！”（43）
    若论其所短，则主观情绪过强，精神的投入过重，必然对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片面失当。如司马迁对吴起、韩非、李斯、商鞅等法家人物有一种憎恶之情，再如对秦汉时期的人物的评价多有为感情所左右而失之公允。如：评晁错有“擅权，多所变更”（44）之贬；记李广、卫青、霍去病三位抗击匈奴名将，“爱憎由己”，感情用事更为明显，对李广褒之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45），对卫、霍贬之为“外戚贵幸”（46），其实李广的功绩远不能与卫、霍相比，而司马迁对李广老而对刀笔吏表示愤愤不平，并以此寄寓对汉武帝的不满，说：“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47）更为典型的是替李陵投降匈奴辩护和对汉武帝的评价颇多微词。替李陵投降丧失民族气节事辩护。不管司马迁出自什么样的高尚动机，其错误是明显而肯定的，这里不必多说。对汉武帝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其历史功绩与失误相比，功绩远远大于失误。司马迁撰写的《今上本纪》很粗略，没有实际内容，没有公允评价，否定多于肯定。在《平准书》、《大宛传》、《汲黯列传》、《匈奴列传》等篇章中，贬斥武帝穷兵黩武，“竭民财力，天下虚耗”，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当然，这只是武帝统治的一个方面，殊不知武帝的“雄才大略，正在武功”，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以前任何一个帝王所不能比拟的，为国家民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应当大书特书。关于这一点清代史评家王夫之、赵翼都指出过（48）。而司马迁却在《封禅书》中大书武帝敬鬼神、求长生的荒唐行为，在《大宛传》里把武帝说成是个好大喜功，横暴狂妄的人，由于他“爱憎由己，高下在心”，主观情绪过强，对武帝的记叙评论表现出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