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胡佛总统所支持的专家政治，到罗斯福总统任职后达到一个小小的高潮。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权力均大为提升。罗斯福总统在纽约组织了一项“国家潜在产品能力调查”（National Potential Product Capacity Survey），不少技术统治论者受雇参加这项联邦计划并在政府供职。
    罗斯福总统还直接大量吸收专家参与政权。仅是斯科特领导的技术统治联盟，至少有18位成员参与了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他们分布在一些相当重要的经济部门当中，如分配马歇尔复兴计划基金的欧洲顾问委员会、联邦价格管理委员会、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国防交通办公室、美英联合的原子能专家组织、农村电力委员会等。[1]（pp.23-24）
    罗斯福总统吸收大量专家进入他的决策机构，是因为他们是技术统治论者呢，还是因为他们的专业技能？斯科特认为：“技术统治论者从来没有试图建议、影响、劝说或哄骗北美大陆或其他任何地区的国家政治领导。我们很有趣地看到，罗斯福政府内担任高级职务的至少有18人是我们以前的成员或同事。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影响了罗斯福，那也一定不是因为技术统治联盟的意图或动机，更可能是这些往昔的成员为罗斯福的政治前途及他们自己的上升而恳请。”[1]（p.28）笔者将这一问题提交给今天的技术统治论者，他们更将专家参政看成某种变节或妥协。The Northwest Technocrat Magazine（《西北技术统治杂志》）杂志主编George Wright在回答笔者所提关于罗斯福总统使用专家的原因问题时称：“首先，他们是智慧天赋非常高的人；其次，他们的训练和知识背景在那个时候为国家所必需；第三，可能意义最大的是，技术统治运动在美国和加拿大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政治和金融决策阶层近于恐慌，技术统治论的科学运转的统治方案将成为我们国家价格体系垮掉后的另一种选择。政治家认识到，通过减少技术统治的核心，会削弱这一组织。这起作用了。这些杰出的个人，或者是天才，但也只是凡人，向爱国主义和金钱的压力低头。”（注：2001年12月17日The Northwest Technocrat Magazine主编Gorge Wright致笔者的电子邮件。）
    在中国，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专家政治”相对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当时管理技术化最为成功的是翁文灏、蒋廷黻主持的行政院的行政效率研究、孙科主持的立法院工作及稍后成立的资源委员会等，在科学立法、行政技术化、经济决策专家化做了大量工作，有助于国民党尽快克服“革命后遗症”。
    1932年春夏间，蒋介石复出后在庐山牯岭大量召集专家谈话。1932年11月国防设计委员会秘密成立，隶属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蒋介石自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该会下设军事、国际、经济及财政、原料与制造、运输交通、人口土地粮食、文化等组。后又根据各项调查研究计划成立专门委员会，增添一批专门委员。该机构汇集了一批国际、政法、财经、工商、文教、科技界的专家参与，不少与国防事业有关的调查研究得以展开。1934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名为资源委员会，改隶军事委员会。跟只是调查研究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相比，资源委员会就有了更多的实际权限，成为主持战时实业建设的重要机关。国防设计委员会与资源委员会为国家资源调查与开发做出了贡献。
    自一些知识精英参政后，国民政府开始关注行政技术问题，尤其注重美国经验。内政部次长甘乃光主持行政院效率研究会，专门委员有李朴生、谢贯一、薛伯康、苏松芬等，出版《行政效率》杂志，研究世界各国行政近况，以及中国机关之官制官规、行政人员之训练待遇休假、档案文书整理、物料管理等。对于行政管理的研究甚至涉及到中央机关的汽车使用与管理。美国的行政状况，则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比如《行政效率》1卷5-6合期刊登《美国行政效率馆之成立与过去》，研究丛书中有《中美人事行政比较》、《美国行政趋向论》等。他们提出，美国联邦政府的事务官1883年占全部文官的10%，1930年占75%，“行政技术化，文官已渐成为专门职业的一种”。[13]在他们看来，“美国为发明科学管理之国家，对于人事行政，较英国更为科学化”。美国人事行政组织系统散漫，但均由专家筹划掌握，“职位分类也，科学管理也，增加公务员办事效能之方法也，均为美国人事专家之绝大贡献”[14]。当然，美国中央政府集权的倾向，很难成为南京政权“一党专政”的理由。甚至当时行政院次长甘乃光也认识到美国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是同时并进，地方自治的发展是集权的基础，“美国最近行政趋向，乃工业革命后百余年之结果，实不是中国所得仿效的”[13]。
    孙科主持立法院五五宪草的制定过程，也相对科学、规范、民主。立法过程中，指定张知本等36人为起草委员。孙科自任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为副委员长。又决定著名法学专家吴经熊为初稿主稿人。他们广泛收集历届约法、宪法条文及起草资料，编译各国宪法、人民权利、国会、中央与地方均权、中央行政制度等资料，经济方面的参考资料甚至详细到进口货物图、国外行业表、出口货物表、国外航业之主要国商船只数及吨位数等。也有严格的起草程序，分研究期、初稿期、起草委员会讨论期、公开讨论期、再稿时期、大会讨论时期。《东方杂志》等国内众多刊物对宪法初稿作了公开的广泛的讨论。
    中美两国的专家政治论者在同政府的关系上有若干相近之处。一是两国都面临着经济大萧条或战争迫在眉睫的危机，中央政府的权力加强，技术专家们在应付突发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国民党在吸收专家的同时，千方百计地拉专家们入党，采取“党化”专家的方式，而美国政治中的多党制不存在这种党化他人的传统，但罗斯福总统却也防范着专家政治论者中的激进分子对于美国整套社会体制的取代计划。再者，蒋介石使用专家的时候，也主要是利用他们的专业技术，而专制体制并没有被触动。罗斯福总统恐怕更多地使用专家的专业知识技能及部分设想，而不接受他们的整体改造资本主义体系的方案。此外，蒋介石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到资源委员会中，有不少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而美国专家政治论者20年代的活动是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的，但因其理论被视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所以离开哥大另谋发展。但有不少哥伦比亚毕业生热衷于此运动，并参与罗斯福新政。
    而就两国专家政治论者本身，也许双方更多的是差异：美国的专家政治论者是一批强烈批评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人。在他们眼中，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带有中世纪色彩的解决方案，马克思的理论是古典经济时代的产物，他们自己所坚持的则是最先进的社会选择。他们对市场经济充满怀疑、失望，憧憬着一个消灭剥削和差异、人人经济平等、节约自然资源、保持自然环境而有最高的效率的社会，要求根本改造美国社会。特别是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使现今的研究者常将凡勃伦与马克思做比较研究。而中国的专家政治论者显然没有遭遇美国专家政治论者所面临的尖锐体制内社会危机，基本上不带左倾的激烈色彩。他们加入国民党政府，更多地抱着改良国家政治、帮助政府渡过战时危机的目的，也无改变现存社会体制的愿望。当时，美国的报纸业大王赫斯特禁止他所辖的媒体对美国技术统治运动作任何报道，而中国专家政治的鼓吹者则没有承担这样的舆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