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罗斯福时代是技术统治论的鼎盛时期。以后多数组织消失，现在仍有活动的是技术统治联盟。从宽泛的意义上，“技术政治”可以说已经成为美国的意识形态与现实。不少学者承续早期专家政治论者的思路，比如美国学者贝尔、加尔布雷斯等都认为技术专家管理社会的时代已经来临，知识的重要性被高度重视。从这个意义上，人们也赞同“专家政治”已是美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从原本意义上，技术政治联盟的偏激的一翼，却成为非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至今仍对美国社会提出根本性怀疑和批判，成为美国社会的另类思想。今日，较为激进的技术统治联盟仍以斯科特为精神领袖，仍在通过宣传吸引信仰者，等待美国人民的选择。他们欢迎除了外国人和政党身份的人之外的所有美国公民参加。愿意入会者交纳10美元，接受课程培训，读相关著作，然后去影响更多的人。他们的相关资料也提供给感兴趣的研究者。他们的成员名单不对外公开。他们在等待民主政治失灵的时候、当很多公众愿意接受的时候出面。务实的人们也许会嘲笑他们是杞人忧天的一群，但无可否认他们是对美利坚民族充满热爱的理想主义者。
    9·11以后，世界贸易中心的消失，美国股市的动荡，是否导致他们会作另类选择？所以，我的问题是：“9月11日以后，是否有更多的人倾听你们的话呢？”回答是“不比以前多”，“技术统治意味着变化，人们总是抗拒变化。人是习惯的动物，我们的调查表明除了改变旧习惯外毫无别的选择。但人们总是把悲惨的结局推迟到最后。这就是为什么难以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但当经济恶化的时候，考虑接受另类可能会提高”（注：2001年12月17日The Northwest Technocrat Magazine主编Gorge Wright致笔者的电子邮件。）。即使美国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技术统治也并未被多数公众接受。
    我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人是否应该不追求美国那样的生活方式？能量消费的平等是否应该局限在国界之内？”对方的回答是：“问题很难回答。所谓发展中国家要达到欧美国家的生活水平，恐怕还得要三个星球”，“我们只在概念上是一个富裕国家，我们真正的宝藏，干净清新的水，森林，优质土壤，铁矿，正很快消失。我们的经济是一种错误的经济，在不远的将来将会呈现出来。”（注：2001年12月17日The Northwest Technocrat Magazine主编Gorge Wright致笔者的电子邮件。）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文明，已经耗费掉了大部分自然资源，因此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30年代，南京政权与知识界的关系很大程度并不是因为“专家政治”而改善，而是基于外在民族危机的压力。因此，抗战结束后，南京政权再度面临危机性考验。40年代后期，一些与国民党人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仍热心参政。但无论翁文灏作行政院长、王云五设计经济改革、张君劢制定宪法，都未能挽救南京政权的失败结局。战后民主运动的进程加速南京政权的垮台。
    1949年后，知识分子在大陆本应成为国家建设的主体力量。但在“左”倾路线影响下，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被改造的对象。除少数科学家仍能坚持为国家国防事业规划设计外，整个社会被“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氛围所笼罩。改革开放以来，知识与人才重新受到重视，科学技术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90年代，“知识经济”、“专家政治”的提法一度兴传于中国媒体，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实行，各种资格考试的盛行，特别是一些理工科技术人员出身的政治家进入决策高层，更使“专家政治”提法一度在媒体频频曝光。“专家治国”一度成为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并行的口号。但从中美两国的历史看，专家治国，具有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正确性与可行性；而一旦上升到价值理性的层次，即使在民主制度历史十分悠久的美国，也演变成了一种非主流的理想主义。
    【收稿日期】200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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