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我国明清之际至19世纪初的进步思想，称之为“启蒙思想”，是侯外庐先生从40年代以来研究中国思想史得出的结论。对此，侯先生进行了艰苦的开创性劳作，其成就为史学界所公认。
    侯先生将明清之际直至19世纪初叶的启蒙思想，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6、17世纪（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18世纪（清代乾嘉时期）的启蒙思想、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初叶（清末）的启蒙思想。本文仅以侯先生对明末清初启蒙思想的研究作为典型，对侯先生学术研究的特色探讨一二。
    侯先生对明末清初思想的研究，分为建国前后两个时期。建国前的研究，表现在1945年重庆三友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第一编“十七世纪中国学术之新气象”，其中研究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傅山、李顒、朱之瑜、唐甄等人的思想；建国后的研究，在内容和范围上都有所扩展，一方面，表现在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更名为《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一编“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潮”之中，这一部分内容，是对《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第一编内容的修订和补充，特别是对16、17世纪启蒙思想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背景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写了《论明清之际的社会阶级关系与启蒙思潮的特点》（发表于《新建设》1955年第5期）。除此之外，侯外庐先生还对明末（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初）的思想史进行了研究，其成果主要反映在1960年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册之中，其中包括对王廷相、吕坤、王艮、何心隐、李贽、方以智及东林党人的研究，他称这一时期的上述思想家为“启蒙者的先驱”（《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下卷第2页）。
    二
    侯外庐先生对明末清初启蒙思想的研究，是从社会史入手的，这是他研究明末清初思想史的最基本指导原则，也是他研究思想史的最重要特色。
    从社会史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明末清初的历史？侯外庐先生首先从纵横两方面进行了宏观的比较。从纵的方面看，他认为明清之际可以和先秦诸子的时代相比较，“这是两个历史剧变时代”（《韧的追求》第290页）。从横的方面看， 他认为明末清初可以和欧洲中世纪后期相比较。通过纵横两方面的比较，使人理解，明清之际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期。从本质上看，这种社会的动荡，是由封建社会开始解体所造成的，“中国的历史从这时候起已经处于封建解体的缓慢过程之中”（《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3页）。
    侯先生对明末清初社会的看法，以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分析为根据。他指出：“从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叶，也就是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3页）他引证材料，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和社会现象，这四个方面是：1、财产的集中和阶级分化；2、城市手工业的发展；3、江南市镇人口的集中；4、社会生活及观念的改变。在论述上述现象的基础上，侯先生对明清之际社会的新旧矛盾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一方面，十六、十七世纪的土地虽然向国有方面集中，但另一方面，私人对土地的经营也在发展着；一方面，官有手工业虽然大量被皇族所“监督”着，形成了官僚机关的层层中饱，产生了财政困难的严重局面，但另一方面城市私有手工业的发展却对国民经济起了日益重大的作用。同时，城市商业与对外商业的发展，更推动了私有制的发展。这样，历史面临着变革的关头。货币用银的逐渐普遍，说明了商品经济关系的增进。手工业开始和农业分离，即逐渐打破了那亚洲式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的特殊形态。“一条鞭”法的出现，逐渐打破了所谓“农桑”、“耕织”的男女分工的生产束缚，逐渐代替着所谓“两税”、“二税”分类分期式的对手工业产品与农产物兼征的剥削制。历史进入了新旧因素的矛盾大大发展的局面，活的的东西要冲破死的，而死的东西还在束缚着活的。嘉靖到万历的年代，正处在这种历史变化的转折过程中。（《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21—22页）。
    侯先生的上述结论，突出着对明末以来社会矛盾的揭示，而在揭示矛盾的方法上，他特别注重历史的分析。例如，关于封建土地国有制在明末解体过程中的若干变化、关于封建社会后期税收制度的变化问题，侯先生都从历史的发展上进行了较充分的分析。这些分析，依据了对历史资料的综合思考，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去揭示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的一步步加深，因而就更具有逻辑力量。侯先生经常引用马克思关于“死的抓住活的”（参看《资本论》序言）一语来作为明清之际社会矛盾的典型概括，他认为，“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关键在于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影响太深，新的要素十分微弱，即如马克思所说，既为旧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了活的。”（《韧的追求》第259页）侯外庐先生对16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这种宏观概括，成为他认识和研究这一阶段思想史的指南。为了研究思想史而对社会史进行如此缜密的研究，这个特色在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者中，可以说为侯先生及其学派所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