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社会史的研究入手，有助于对思想史的总体把握，而在对思想史的具体研究中，还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方法。在这方面，侯先生也给我们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典范。
    侯先生的方法之一：即注重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待启蒙思想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又注重中国启蒙思想独自的特点，把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共性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个性统一起来。
    “启蒙思想”的术语，本来是指西方历史发展中的特定现象，即反宗教蒙昧主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潮，它可以上溯到16世纪初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而后从17世纪到19世纪在欧洲各地不断发展。启蒙思想家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欧洲历史上，当封建主义解体及资本主义产生之时，启蒙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思想发生的脉络清晰而明朗。而中国的情形如何呢？
    马克思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侯先生从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得到启发， 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的启蒙思想与中国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进行比较，确定后者的启蒙性质，从而看到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共性。
    但是，侯先生没有停留在人类思想文化的共性说明，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启蒙思想的独自特点。侯先生认为，由于“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影响太深”（《韧的追求》第259页），从16世纪以来， 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近代文明在中国的出现成为一个巨大的难产过程。反对宋明理学、反对封建专制、主张个性自由的进步思想出现了，而资本主义的制度却迟迟没有到来，旧制度的瓦解步履维艰，启蒙思想是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土壤中产生的，因此，明末清初反传统的进步思潮具有启蒙性质，而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这与欧洲历史上那种“资产者——启蒙者”的格局不同（参见《中国思想通史》第26—27页）。
    侯先生在对中国启蒙思想的个性分析中，指出了这一时期进步思想家表现出的种种思想矛盾冲突。一种表现，侯先生称之为“外表与内容的矛盾”，即从思想家所公开宣称的思想的外表看，仍属于传统的旧学派，而从其内容来看，则早已突破了外表的形式。例如当时许多思想家打着“王学”的旗号，但在思想内容上往往否定着王学。另一种表现是，启蒙思想家的突出代表人物，也还常常保留着旧时代的“正统”思想，或者为“正统”思想作各种各样的辩护，例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多处为王守仁的观点辩护，或用自己的观点来解释王守仁的观点，表现出对“正统”思想的某种维护。第三种表现是，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前一个时代的正统思想（宋明理学）时，往往借用旧时代的命题阐述自己的新观点，“旧的主词被保留下来，而用新述词讽刺了旧主词。”（《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351页）颜元的思想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侯先生在对中国启蒙思想的个性进行历史的分析和研究时，还十分注意启蒙思想家本身之间的不同特点，例如“不同类型的学者在这时依据自己不同的角度去窥察世界的发展倾向。王夫之走的路线是知识形式的解放，黄宗羲走的路线是政治理想的乌托邦，顾炎武更走了一条特异的路线，即依据实际来作‘当世之务’的倡导。而颜李学派则强调劳动和科学，趋向于改革世界的实践。”（同上，第204 页）经过这些具体的分析，侯先生细致入微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启蒙思想的个性，大大提高了对这一时期思想的研究深度。
    侯先生的方法之二：透过思想家所使用的语言概念和范畴，努力揭示反映时代内容的本质。
    侯先生指出：“历史转变反映于思维活动，并不是一开始就采取直接的政治形态，因为社会矛盾是或明或暗地错综交织着，人类思想也就不可能深入到社会的历史分析，通常是由自然史和自然人出发，采取抽象理论还原到古代的形式，例如复古改制的意识、人性倾向的认识、知行先后的思想等。并且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意识，也常是通过自然哲学与人性论的绝对概念体现出来。”（《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30—31页）。
    这里指出了古代思想史发展的某种规律性，即古代思想家往往看不清自己所处的历史地位，他们缺乏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自觉，因此只是从概念和范畴出发，使用的是抽象的语言，如王夫之使用《易传》的语言，颜元运用上古“三物三事”的概念来表达其哲学思想，等等。侯先生强调了必须针对这种特点来把握明末清初思想史的研究，因此，他特别注意“从他们代数学似的绝对概念中来分析他们抽象语言与实质之间的统一。”（同上）（这种通过现象的材料挖掘思想本质的方法，为侯先生所擅长，也是他对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下面举清初思想家颜元研究中的一个例子。
    颜元思想的一个特征，是从实事实物出发，主张功利而反对抽象的“义理”，侯先生抓住这一点，发现了颜元对古代经典中字义的新解释，如对“错”、“克”、“操”、“致”、“立”、“达”、“适”、“习”、“温”、“格”等，颜元都有自己的诠释，侯先生对此给以特别的注意，他引证材料，一一说明颜元铨释中的新义，抓住了颜元思想的主旨，进而指出，“颜元的知识论，最为重要的是‘实践’，即他自号‘习斋’之‘习’。”（《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369页）接着，进一步引证材料说明“习”在颜元思想中的多种含义，1、“习”含有实践的意义；2、“习”含有证验的意义；3、“习”含有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意义；4、“习”含有“自强不息”的意义；5、“习行经济谱”的“习”导出运动发展的意义；6、“习”含有功用的意义，等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侯先生如何用细致入微的分析剔扶出颜元思想与传统思想对立的种种因子。这里有理论思维的尖锐目光，因为这些因子在颜元的思想资料中并不是可以一目了然的东西。侯先生指出了颜元思想中这种现象与本质的矛盾，他说：“颜元在学术的形式上，拘泥于复古，这是他的时代局限，但他在精神上却不惜破坏一切传统。他提出了反命题而仅保留了似是而非的主语，这正是十七世纪所能做的提出问题的方法。”（同上，第375页）所谓“保留主语”，即在概念范畴的形式上还没有得到突破，而采取了表达思想的迂回曲折的方式，这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中具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