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代家长制家庭的，是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26）。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一夫一妻制的最后确立，绝大多数的家长制是在文明的入口处或稍后些时便解体了；少数以残存形式延续更长时期，乃是一般中的个别。
    家长制解体的具体表现，是进入奴隶社会后，其主要特征的丧失或改变。
    进入阶级社会后，由于阶级间的矛盾和对立起了主要决定作用，从而导致家庭分化为三：一是奴隶主阶级的家庭；二是平民的家庭；三是奴隶的家庭；如甲骨文中的“朕丁家”（27）、“父庚、父甲家”（28）；金文中的“大子乙家”（缶鼎）、“我邦我家”（毛公鼎）；《周易·家人》中的“富家”，《诗·瞻彼洛矣》中的“保其家室”，等等，均系奴隶主阶级家庭。另一方面，《麦尊》中的“锡诸臣二百家”、《令鼎》中的“舍女臣三十家”、《令簋》中的“舍女臣十家”等，均系主人可随意转让、出卖、乃至杀戮的奴隶家庭。奴隶与仆役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不再是父权下的家庭成员。家庭不再是奴隶与仆从的集合体，从总体上标志家长制的首要特征的丧失。但如前所述，在甲骨文金文、《周易》、《诗经》中，仍保留着把奴隶当作家庭成员的残迹。这说明家长制的解体，并非一个早晨完成的。特别是在中国，其残余广泛延续到后来很久。
    政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阶级社会的王权是政权的代表。王权凌驾父权之上，使家长制的另一主要特征发生质的变化。甲骨文中的“王为我家”（缀合，132）； 《易·家人》中的“王假有家，勿恤，吉”；《诗·小雅·斯干》中的“室家君王”等，都是王权渗入奴隶主家庭并取代父权地位的表现。至于奴隶家庭中的父权，只是当牛做马的命运而已。对王权与父权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关系，韩非有较详尽的叙述。他说：“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29）在另一处他又说：“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30）由此可见，君权和政权已绝对压倒父权；生杀予夺的最高权力，已从家长制中的家长手里，转移到以国王为代表的政权手里。家长制的另一主要特征——父权发生了分化与质变。分化为奴隶主家庭的父权，已丧失其原有的主宰地位，但并没有消失，而是性质改变，成为王权的支柱和附属品了；分化为奴隶家庭的父权，其主宰地位则完全丧失。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家长制的第三个主要特征“一夫多妻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总体和发展趋向上看，“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在数量上已跃居主导支配地位。但“一未多妻”却在奴隶主贵族中广泛长期存在，且已合法化。特别是在中国古代，诸侯“一娶九女”被视为常规，便是显例。但其性质却发生变化。一是，来源主要不是抢劫或战俘；二是其身份已不是奴隶或仆从；三是成为宗法制度的重要内容，使其法律制度化了。凡此，都与家长制家庭中带有自发、本能彩色的“一夫多妻制”明显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家长制的第三个主要特征——一夫多妻制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家长制家庭的三大主要特点的变化与丧失，说明家长制的解体。原始社会解体了，但社会还继续存在并发展。同样，家长制解体了，婚姻家庭依然存在并发展。尽管对奴隶社会婚姻家庭的探讨与揭示，已不是本文的范围，但对比一下它与家长制的区别还是必要的。
    那么，家长制家庭与奴隶主阶级的家庭的不同，究竟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1）社会背景与性质不同：家长制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婚姻家庭形式； 后者是奴隶社会统治阶级的家庭形式。（2）前者的家长是尚未脱离生产劳动的家庭主管；后者是已完全脱离生产的不劳而获的奴隶主。（3）前者是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的大家庭；后者是生产资料私有或国有，并不从事生产的个体家庭或家族。（4）前者是把奴隶与仆从包括在家庭成员之内；后者是把奴隶与仆从排斥在家庭成员之外。（5）前者是血缘、婚姻关系居支配地位； 后者是阶级关系居支配地位。划清两者的界限，就不会把家长制看成可以超越各种社会形态的一种长存的家庭形式。
    我们揭示了家长制的内容、特点、实质和过渡性。那么，从总体上应该怎样评价它呢？一概否定与一概肯定一样，都是距形而上学近而离客观真理远。
    家长制的出现与它的解体一样，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也是婚姻家庭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过渡环节，还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摩尔根指出：“它是偶婚制上的一个进步，而不是一个后退运动。”（31）恩格斯进一步强调说：“我们对于它在旧大陆各文化民族和其它若干民族中，在从母权制家庭向个体家庭的过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不能有所怀疑了。”（32）因为没有家长制，就不会有后来一夫一妻制的确立，也不会有现代个体家庭。所以，从总的方面来评价家长制，应当肯定其在历史上的进步性。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家长制的其它历史作用，可简单概括为促进并完成了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孕育了农村公社，并使人类“进入成文历史的领域”（33）。
    家长制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如中国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晚期文化等等。
    家长制家庭的消极作用，是把野蛮人的掠夺战争和对内的生杀予夺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阶段。“美人与战利品”是其代表性的口号。这一切，是使人类从此离开氏族社会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以此揭开文明的序幕；偷窃、暴力、欺诈、背信，以此毁坏了平等互助的氏族制度，埋下以后一切社会对抗和罪恶的种子。摩尔根总结这一点时说：“凡是不尊重敌人的亲权、姻权和人权的人，自己在这方面的概念也高不了。”（34）上述那些当时自认的“英雄行为”，恰恰是野蛮人的自我表现与写照而已。但这一切，又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历史进程，也是人类似乎无法绕开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