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是北伐战争的风云人物，是北伐战争中腾空而起的最为耀眼的将星之一。北伐期间，他先后担任第4军第12师师长，第4军副军长、军长，兼第11军军长，第4方面军第1纵队司令，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辖第4军、第11军、暂编第20军。由广东出师北伐的部队，最早是1926年5月出发的第4军叶挺独立团，接着就是第4军的第10师、第12师（包括缪培南35团、黄琪翔36团、及平江战役起划归12师指挥的叶挺独立团）。张发奎部5月从琼崖到广州集中，6月14日出发，初战醴陵、续战平江，随之扑向荆楚门户汀泗桥、贺胜桥，会攻武昌，战江西马回岭，进军河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第4军被誉为“铁军”，张发奎被称为“铁军英雄”。
    时年30岁的张发奎，立下如此赫赫战功，奥妙何在？他是一名怎样的军人？他作战、治军有何特色？大革命汹涌澎湃的洪流，如何将他涌上浪尖？在错综复杂的国共关系中，他又作了怎样的选择？
    一、张发奎的作战特点和张部屡建战功的原因
    在北伐战场上，张发奎是一名英勇无畏、奋发向前的猛将。这是他的上级、他的同僚、他的部下、苏联顾问、新闻界都很一致的说法。包括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从平江战役至贺胜桥担任右纵队指挥官的李宗仁、第12师36团参谋长的李汉魂、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勃拉戈达托夫以及《广州民国日报》都有类似的评价和报道。（注：此类评论请参见唐生智《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103辑第175页；《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区政协1980年印刷，上册，第329页；《李汉魂将军北伐抗日实录》，广东省吴川县政协1988年印刷，第26-36页；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7页；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99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2、3日。）
    60多年后，曾是铁军一员的萧克将军指出：
    “张发奎是铁军中最显赫的人物，当时部队中对于他和陈铭枢（第4军第10师师长）的指挥有这样的评论：‘张发奎攻击勇猛，陈铭枢会守会攻。’1928年国民党军事杂志中登有蒋光鼐写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评价张、陈二人：‘向华（张发奎）师长之蹈厉无前。真如（陈铭枢）师长之指挥若定。’这两句话是中肯的。”（注：萧克：《铁军纵横谈》，《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
    可见，在北伐进军中，张发奎是一位很有魅力和个性的将领，他的作战特点就是“攻击勇猛”、“蹈厉无前”，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除此之外，张发奎部屡建战功的原因在于：
    其一，张发奎出身社会底层，对民间疾苦耳闻目睹，同情工农，这时期有一定的平民色彩。长期受孙中山、邓铿等人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反帝爱国、抗击外来侵略的思想较为牢固。北伐最初的目标与他内在的信仰和追求相一致，使他能够心甘情愿地赴汤蹈火，奋不顾身。
    张发奎出身于粤北始兴县一个农民家庭，16岁时即离开双亲，只身跑到广州谋生，因无特殊技能，生活甚为困难，曾经一度入广州增埗工艺局当学徒。1912年春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经该校教官邓铿介绍加入国民党，1914年升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1916年5月，回粤参加讨袁之役。1920年11月，粤军整编，组建第1师，师长邓铿，任张发奎为少校副官。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设北伐大本营，从第1师抽出3个营在广州成立大本营警卫团，张发奎任第3营营长。1923年1月，又与工兵营营长邓演达一起起兵响应讨伐陈炯明。逐步成长为孙中山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军事干部。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后来评论说：张发奎“在北伐期间曾任著名的第4军军长，当时他诚心诚意地致力革命，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将军。1927年，最好的一个军，即所谓铁军就是由张发奎将军指挥的。”（注：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27页。）
    其二，张发奎治军有方，敢于任事。北伐出师后，张发奎要求官兵要严格执行四大禁令：即不嫖娼、不赌博、不抽大烟、不开小差；三大公开：即各级领导都要财政公开、赏罚公开、用人公开。凡违反者，决不轻饶。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与官兵同甘共苦。这四大禁令、三大公开成为张发奎治军的原则。（注：魏鉴贤：《北伐战争中的张发奎将军》，《挥戈跃马满征尘》第29页；另见胡允恭：《回忆北伐战争》，《革命回忆录》（11）第9页。）但另一方面，张发奎十分关心部下疾苦，急官兵之所急。如在攻打河南临颖时，李汉魂向张发奎报告前线缺粮，官兵喝粥已有两天，“张当即下令将军部所有存米造饭，不惜一餐完，换取即日攻下临颖的胜利。”其后，因前线医疗条件简陋，伤员不能及时救治，送回后方运输又不能保障，不少重伤员不治身亡。张发奎得到报告，“霍然要马上找唐生智讲道理，并为贯彻其所颁命令，限令铁路行车单位要每列特挂三个车厢，限于两日内将临颖以南各站所有伤病员兵一齐运至武汉后方医院。”（注：《李汉魂将军北伐抗日实录》，第113、117页。）
    其三，北伐战争，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人民支援北伐军，是中共发动和组织的结果。另一方面，在苏联顾问和中共帮助之下，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官兵较多、军政素质较好的部队注意加强与民众的联系、做民众的工作，也是赢得民众支持的重要因素。这一点，第4军张发奎部在北伐军中是较为突出的。“该军官兵除政治工作之日与民众接洽外，其余各级官兵，莫不本‘民众化’之旨，到处以人民团体或个人，以极诚恳和蔼之态度，与之联络，及访问各地人民之生活状况与痛苦，并助人民组织团体。”军、师、团各主要将领对“民众大会，无不躬自参加，极力向民众解释各种革命理论。且一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尤其张师长一路来通，士兵露营之禾稿，亦皆自出金相酬。”（注：《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7日。）在浏阳，由于敌军的截留和封锁，食盐供应匮乏，12师部队即尽量从军需物资中拨出部分供应当地民众。在由鄂入赣途中，由于战线拉长，部队补给难度增大，但“张师长已严立军令，所过村寨，绝对不许扰民”。（注：《李汉魂将军北伐抗日实录》，第22、62页。）
    其四，能较好地发挥共产党人的作用。以革命精神感召部队。张发奎尊重在其部工作的共产党人，重视政治工作。1925年11月，廖乾吾出任第12师政治部主任，后升任第4军政治部主任，以他为首的第4军政工人员在张发奎等人的支持和配合下，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廖到职不久，随军出征南路，一次向张发奎提出：现在广东人民最怕最恨的是军队拉夫、筹饷、扰民。建议12师这次南征，不要拉夫、不要筹饷、不要打扰老百姓。张马上表示赞同，并指示第二天出发时向全体官兵传达，“个个必须严格遵守，违者严处。”在海南，张发奎向军官们提出：我觉得现在军官架子很大，廖主任能以身作则，出门从不带卫士，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向他学习？黄琪翔等即表示赞同，从此，张发奎平时绝不带卫士上街，穿着也与官兵相似，不搞特殊化。（注：魏鉴贤：《北伐战争中的张发奎将军》，《挥戈跃马满征尘》第26-28页；另见胡允恭：《回忆北伐战争》，《革命回忆录》（11）第9页。）
    因此，“该军之官兵，俱为明了主义之吾党武装党员。战时指挥者命令一下，全体官兵皆自觉服从而争先抗敌，”从而写下了北伐战史中辉煌的一页。（注：《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