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发奎部与第七、第八军等部的“纠葛”
    对于北伐军内部的矛盾，过去人们从党见、政见的分歧入手进行研究较多，但有些纠纷却与此无关。本文拟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就张部与第7、第8军等部的关系问题，对某些北伐军将领为了本部队的利益争功避战、损人利己的行为加以考察，以揭示这场“革命战争”较少被提及的另一侧面。
    1.第1军第2师刘峙为争功谎报军情，使12师等武昌攻城部队增加损失。1926年9月5日3时，北伐军第4军、第7军、第1军第2师各部开始对武昌的第二次进攻，“限令各敢死队迅速攻城，先入城者重赏，否则从严处罚。”由于城墙太高、敌军炮火猛烈，攻城敢死队梯子太短，攻击受挫。“当炮火非常急剧的时候，早上7点钟接到刘峙师长由龟山送来的报告，他说他接到第6团代理团长殷尔埃的报告说他那团第一、第二阵线上的兵队已经进城，请后方的军队前进，”“我因此训令第10师和第35团跟随第2师进城。过了一些时候，各处报告都说城墙上面还是充满了敌人，”待派人“去第2师司令部询问，才知道我们的军队并没有进城，”第2师当时的意图是以为此战武昌城必破，混战之中，上级也弄不清谁先谁后，他们抢先上报，首功就是他们的了，因而“虚报情况，妄图争功受赏，弄到轰动一时的混乱。闻上级声言要彻底查办，结果未有执行。”（注：《北伐的七个战役》，《北伐战争资料选辑》第121-123页；《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加北伐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第153-154页。）
    2.在最后攻陷武昌前夕，第4军攻城部队突然被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调离前线，攻城位置由唐的第8军部队接替，后又奉总司令令调回。在武昌被困30天后，1926年10月1日，“在围城的白热阶段，12师中的我36团忽然奉命离开攻城的战斗岗位，折向金牛集中，第8军已早有两个营在我们的攻城防地接防，”“及至10月5日，我12师师部及35团亦开抵金牛，”“直到10月7日，总司令部有电报，指明第4军任何部队非有总司令命令不得离开武昌前线，”张发奎师才又急返武昌，10月10日攻入武昌城。但他们不明白’在围城的前沿上战争沉寂之际忽然奉调到一个并不吃重的防地到底是为什么”？（注：《李汉魂将军北伐抗日实录》，第51-56页。）
    对此，苏联顾问有一个很好的说明：“唐生智竭力想利用暂时形成的局势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希望把控制武汉的权力完全集中在自己手中。他在向蒋介石的新参谋长白崇禧将军报告以后，命令第8军代替第4军，……第4军的第12师已经被换防，可是蒋介石希望在武汉能有一种对抗唐的力量，因而怒不可遏地谴责唐生智，并撤消了换防计划。”（注：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455页。）
    3.江西战场，1926年11月2日德安、3日马回岭战役，预定应协同作战的李宗仁第7军、贺耀祖独立第2师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第4军付出极大代价才险胜，李、贺等部则避开强敌，抢先冲进九江，大获战利品。
    先看11月8日张发奎致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电报：“一、职师冬晨攻击万家垄之敌，业接触。右翼7军未能协同，左翼贺师长前进迟缓，于是敌得协以谋我。……二、职部此次独立作战，伤亡甚多，已知者阵亡营长一，重伤二，其余伤亡官长约20余，士兵约500余。贺师长始终未能与我协同动作。”（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北伐阵中日记》，《近代稗海》第1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200页。）
    12月9日的“张发奎师给副官长报告”更让人惊心：“本军陷在核心，左支右吾，昼夜转战，……马回岭方面危险万分。当时独立2师贺师长驻在孙村与马回岭相距不远，在一昼一夜间经本军张师长五次通告，催促其出击，并派军部吴参谋往效秦庭之哭，终不见出一卒一兵。”11月21日“飞同志报告”说，李、贺等部作战不力，见死不救，“但战利品却是7军及贺师得的最多。”（注：《北伐战争资料选辑》第34、36页。）
    实际上，第7军和第8军的这种投机取巧行为在北伐开始不久即已时有发生，苏联顾问也完全洞悉这类把戏：“国民革命军各部队对战胜敌人的共同事业所作的贡献也远不相同。加伦认为，广东的一些主力军肩负了最后一些战斗的全部负担。第7军和贺耀祖师在战斗中随机应变，只在追击被打败的敌人时非常积极，大部分战利品都落到了他们手中。”（注：参见《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第201-204页；《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488页。）
    北伐军内部这些大煞风景的现象，与党见、政见的分歧一样，同样急剧涣散和瓦解着这场主观上极不成熟的“大革命”，使这场本已大打折扣的革命蒙上了一层新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