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发奎与中国共产党
    北伐战争中，张发奎与共产党人曾经有过密切的合作。可以这么说，大革命时期，除了贺龙等后来与国民党决裂、参加革命起义的将领之外，北伐军高级将领中，张发奎是与中共关系最友好、客观上对中共帮助最大者。与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不同，他的左倾、他的联共，还是有一定诚意的。
    他的部队是共产党员最集中的部队。"3·20"事件后，“军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旧日的军阀，他们对共产党员抱有毫不掩饰的恐惧心理。比如，在第4军里共产党员只许编入第12师，在第12师中又只许编入“叶挺独立团。（注：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89页。）但张发奎对共产党人进入他的部队似乎并不介意，随着他所指挥的部队的增多，共产党员在他的部队中是越来越多，远远超出了一个独立团的范围，前后在他部队任职的著名共产党人，有廖乾吾、叶挺、曹渊、蒋先云、许继慎、周士第、郭沫若、恽代英、高语罕、张云逸、卢德铭以及贺龙、叶剑英等，到北伐后期，张发奎任第2方面军总指挥后，“据不很切实的材料知道，在张发奎的军队中有2500至3000名共产党员。”（注：《库曼宁回忆录》，转引自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其中，叶挺第24师、贺龙第20军是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的基本力量，卢德铭第2方面军警卫团是发动秋收起义的主力，叶剑英第2方面军教导团是发动广州起义的主力。
    甚至在分共之后，张发奎仍大批接纳共产党人：“张发奎将军由汪精卫宣布‘国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将我们党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同志。……我想起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注：龚楚：《我与红军》，转引自张侠《南昌起义研究》第263页；另见贺诚：《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革命回忆录》（21）第30页。）汪精卫也说：“从武汉决定制裁共产党以后，武汉的共产党徒全到4军11军20军去了，张总指挥因为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并已经明令保护共产党的安全，也无法驳而不要。及至他们到4军11军20军工作，张总指挥又以为他们是帮助国民革命，所以优容他们，用恽代英做总指挥部的总参谋长，高语罕做秘书长。”（注：汪精卫1927年8月5日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常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转引自《南昌起义》第505-506页。）
    关于国共关系破裂前后张发奎的表现。"4·12"之后，他主张立即出兵“东征讨蒋”，二次北伐回到武汉后，他也表示“蒋逆为吾人目前之敌人，非出师讨伐不可。”（注：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2页。）"7·15"之前，汪精卫加紧策划分共，“找第4军军长张发奎商量，张发奎怕控制不了军队，有些犹豫。汪精卫就拿出陈独秀泄露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添油加醋地说：‘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要把军权抓到手上，跟他们合作不下去了，还是分开的好。’这样，张发奎也就同意了‘分共’。”（注：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载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7·15"之后，“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张发奎态度虽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之表示”。（注：《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1927年《中央通讯》第7期，转引自《南昌起义》第82页。）
    对此，一位我尊敬的前辈学者有过颇为中肯的评论：张发奎“在对待联共的态度上，他对共产党的理论原则虽不了解，但他同情共产党人那种奋斗的精神。”“张发奎起初对反共是犹豫的，”“在4月9日汪精卫回到武汉以前，他是完全跟邓演达走的，以后，他就逐渐跟汪精卫走了。因为他只是一个军事人才，在作战时不愧是一员勇将，但他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对政治的认识实际上是肤浅的，他的政治头脑非常简单，于是汪精卫就成了他的灵魂。”（注：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2-293页。）
    但原属他部下的叶挺、贺龙等发动南昌起义后，他仍留有余地，一是为郭沫若等人的撤离提供便利，并请郭向贺叶等转告以下4点：1.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2.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3.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张发奎的名义，做傀儡我不来；4.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了我的人。在郭沫若的要求下，张发奎以书面形式为郭写下了这些内容。（注：《革命春秋》，《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213页。）上述几点，大体还是与人为善的，不是心狠手辣的做法。
    其次，张发奎迟迟按兵不动。九江到南昌，至迟3日可到，但张发奎直到起义军于7日全部撤完后，8日才进南昌，很显然不愿与起义军正面冲突
    再次，不追剿起义军。张发奎听从了叶剑英的建议，在率部返广东途中另走了赣州、大余一线，使起义部队免除了后顾之忧。另有许多共产党员在内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到九江后，“被张发奎缴了械。经叶剑英同志向张发奎建议，把该校改编为第2方面军教导团，剑英同志亲任该团团长，得到张发奎同意，才把这个部队保留下来了。”教导团后来成为广州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注：《聂荣臻回忆录》上，第67-68页。）
    纵观北伐时期张发奎的表现，他是一个还算正直、爱国的国民党军人，他积极投身于反对北洋军阀的军事斗争，同情工农，与共产党人进行过较为坦诚的合作，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他不善于驾驭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具备准确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以他的政治水平、政治认识、在国内党派斗争特别是过去同属国民革命营垒的国共两党斗争中，就显得力不从心，把持不住了。他不愿正视国民党已经背叛革命的现实，不能在权势与真理之间作出正确的抉择，在大革命失败时最终走上政治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