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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与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党的文献》 程中原 参加讨论

二、负责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进程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不断地被提出来。党内很多同志希望,在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对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和“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结,作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历史问题的决议。党中央及时把这一重要任务提上了工作日程。1979年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召集起草小组成员在北京开会,传达邓小平关于工作安排的谈话。(注:邓小平这次谈话是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进行的。以下邓小平谈话内容据《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卢之超10月30日听传达时的记录。)其中第四项,就是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决议稿的起草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及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由邓力群负责。
    12月31日,胡乔木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起草《历史决议》的初步设想。他指出:这个文件只限于30年历史的若干问题,不能作为30年历史的读本提纲。整个文件的写法不能照六届七中全会那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那样把问题归结为两条路线。对所发生的问题要作一种理论上的评论,不是简单地说个功过是非。[2]
    起草小组经过两个月的工作,于1980年2月20日搞出了一份供领导参阅的《〈决议〉提纲(草稿)》。邓小平看后,于3月19日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三人谈话,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要求: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指出,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3]4月1日,邓小平又找胡乔木等三人谈话,再次强调了这一条。
    胡乔木主持起草的决议,从主题思想、结构布局、重大问题的判断、重要提法直至遣词造句的斟酌,都体现着邓小平的指导思想,达到了邓小平的三条要求。胡乔木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贯彻落实邓小平、陈云的指示,集中党内讨论的意见,起草和修改《历史决议》稿。
    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胡乔木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30多次,对《决议》稿的起草、修改,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意见,作出深刻的、有说服力的分析。
    1980年3月15日,胡乔木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针对2月《〈决议〉提纲(草稿)》指出:“有两个难题要解决一下。现在的稿子没有涉及。”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不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的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什么。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注:这篇谈话纪要以《〈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为题收入《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引文见该书第130页。)胡乔木提出的两个难题,明确了起草《决议》的重点,是实现邓小平三条要求的关键。
    从1980年5月中旬至6月上旬,胡乔木同起草小组成员连续谈话四次,(注:这四次谈话中的三次收入《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对怎样写好《决议》,讲了很多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中央政治局进行过多次讨论,还多次组织高级干部进行座谈、讨论。(注:就《历史决议》稿进行的座谈、讨论有5次:1、1980年9月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2、1980年10月至11月的高级干部4000人的讨论。3、1981年4月政治局、书记处和老干部40多人的讨论。4、1981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人8天的讨论。5、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360多人8天的讨论。)每次座谈讨论以后,胡乔木都认真研究各种意见,提出修改方案,并亲自修改补充。
    1980年9月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后,胡乔木根据中央常委同志的意见,亲自执笔加写了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一段,约2500字,于10月6日送常委各同志审阅批改。10月10日又将作了一些修改的稿子送常委各同志审阅。
    1980年10月至11月全国高级干部4000人讨论后,胡乔木研究、综合各种意见,给邓小平并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见本刊本期),提出起草新稿的18条重要原则性的设想,请求指示。此后,即按照这个设想对《决议》稿作了较大的调整和修改补充。半个月后产生的“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修改稿”,不仅内容上体现了上述设想,而且结构和格式也有了明显改进,同后来的定稿已经相去不远。《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年》作为全稿的第五部分,写了11个小节。
    此后《决议》稿又经过多次讨论修改,于1981年6月11日印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经6月1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六中全会预备会的前七天(6月15日至21日)对《历史决议》草案进行分组讨论。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着重讨论怎样根据预备会各组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会后,胡乔木等又作了精心修改,到6月26日完成。同6月11日稿相比,增加约3000多字。经过增补和修改,《决议》的内容更加充实、全面,表述更加准确、恰当。例如:叙述建国前28年光辉历程一节,加强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争的内容,增写了900字左右;讲建国32年主要成就的第七节,加写了一段“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工业建设成就把原来同解放前对比改为同1952年对比;第十五节加强了对八大路线肯定的力度,加了断语“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对“八大”坚持的经济建设方针,改为“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第十六节列举党中央领导同志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增写了两句话,讲陈云、邓小平、朱德三个人的主要贡献。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据统计,这次增删改动达100多处。这个修改稿付印以后,推敲、修改仍在继续。作出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的重要论断(第三十五节要点之四),提出“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的重要任务(第三十五节要点之六),都是在6月27日六中全会正式召开的前夜加上去的。陈云看了6月26日的《历史决议(草案)》后,曾要秘书打电话告诉胡乔木:改得很好,气势很壮。(注:陈云这句话记录在胡乔木的一份协议草案(6月26日印发稿)的首页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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