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发生的原因进行历史、具体的分析，亲自执笔撰写《“文化大革命”十年》这一部分。
    在3月15日的谈话中，胡乔木对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了具体分析，讲了七点原因。胡乔木不赞成把原因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不想沿用第一个《历史决议》社会、思想、历史三大根源的陈式，他主张对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采取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方法。
    7月上旬，胡乔木连续参加起草小组的三次座谈讨论，每次都作了长篇发言。7月中下旬，又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四次。（注：这七次发言和谈话中的六次收入《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他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评论是非功过，寻求历史联系，探究深层原因，还不时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至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行比较分析，发表了许多深邃、新鲜的见解。他再次强调：“如果不能答复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决议就等于不作。”
    对于起草小组撰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稿，胡乔木都不满意，后来索性从头至尾亲自撰写。《“文化大革命”十年》这一部分在《决议〈一九八○年九月未定稿〉》中印出，占全稿将近三分之一。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作了概括，并通过“文化大革命”至当时14年的实践检验，指出“文化大革命”在对象、纲领、依靠力量、性质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完全错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和主要责任，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的本质区别，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功劳，分阶段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述；对“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和持续10年之久的原因以及毛泽东之所以犯严重错误的原因，作了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作出判断：“‘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毛泽东所犯错误及其责任作出评定：“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第三，对毛泽东思想作出完整、准确的解释。
    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左”倾错误作出判定，又对毛泽东晚年逐步形成的“左”倾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说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这就为完整、准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难题。在此基础上，胡乔木进而对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进行区分。他说：“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分，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2]（P,75）他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里面不包括他的错误。”[4]“毛泽东同志晚年自己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们决不能把他的错误列入毛泽东思想。”（注：胡乔木：《历史决议要点和宪法修改的一些个人意见》（1980年9月21日在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提纲），“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文件十二”。）胡乔木这样一区分，为完整准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找到了一把钥匙。
    对毛泽东思想是什么这个问题，胡乔木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和完整、准确的概括。
    他概括毛泽东思想有三个基本原则：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它的活的灵魂。经过多次修改，《决议》正式稿以3000多字的篇幅从六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进行了完整而恰当的评述。
    《历史决议》草案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在这之前，6月22日中央常委召开的各组召集人会上，邓小平对《历史决议》草案作了充分肯定：“总的说来，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一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个要求。”[3]（P,307）在这之后，6月29日六中全会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又满意地说，历史问题决议“解决得非常好”，“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3]（P,383）
    【参考文献】
    [1]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2.
    [2]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2-44.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1-293.
    [4]《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胡乔木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9-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