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当时实际情况看，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之前，在城乡的一些基层单位确实存在着一些经济管理方面的账目不清、财物不清、仓库不清等问题。在干部作风方面，有些人搞特殊化，多吃多占，少数人甚至贪污腐化。在组织建设方面，由于审查不严，有的组织混进个别坏人。诸如此类问题不少，其中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按不同情况采取适当的方法加以清理和整顿是必要的，但在当时按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却一概视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运动一开始就有着在中国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明确目的。毛泽东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根子。1963年5月2-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5月20日，中共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下发。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对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作了规定。“前十条”对我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情况。“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关于阶级斗争形势和社教运动性质的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随着社教运动规模的扩大，党内从中央到地方，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国际共运阵营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也使中共中央把正在进行的社教运动看做是与国际反修斗争相配合的国内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措施。防止“和平演变”，防止所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日益成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关注的重点。1964年5月中旬至6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了反修防修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1/3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从反修防修和防止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来布置工作。于是，在9月间中共中央发布了由刘少奇主持修订、并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修正案）。“后十条”修正案对形势作了更为严重的估计，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3]这就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在了一边，这是导致社教运动扩大打击面的一个严重步骤。“后十条”修正案的下发以及在此前后中共中央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的“左”倾错误得到迅速发展。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1月14日制定了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虽然纠正了运动中某些做法上的“左”的倾向，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等更“左”的观点。
    社教运动期间，作为指导运动开展的“前十条”、“后十条”及其修正案以及“二十三条”等几个重要文件，概括起来存在着这样几个重要问题。首先是以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将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理论基础的。“前十条”反复强调开展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认为“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5]“后十条”进而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的问题。[6]“二十三条”则不仅片面强调社教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且把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上升为十几年来党的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特别是正式明确地规定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表明，此时国内“反修防修”的斗争矛头不但集中指向党内干部，甚至指向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这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所谓“党内走资派”，提供了理论依据，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子。其次是对运动的性质和对象作了错误的规定，认为社教运动的性质是“打退曾经嚣张一时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6]（P,385）“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3]（P,228-229）运动的对象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P,21）第三，夸大了敌情的严重性，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前十条”中列举了九种“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的表现，然后号召全党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发出的警告：“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5]（P,314-328）“后十条”则在规定运动的五个要点（注：五个要点是指：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中，明确强调“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运动的基本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6]（P,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