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证明，这场历时三年左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指导下，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当做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全党搞经济建设的注意力。但从这几年党的工作总体来看，社教运动的错误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7]为什么这样说？主要依据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抓阶级斗争问题以后，党并没有放松经济工作。八届十中全会结束的时候，刘少奇讲话表示赞成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观点和对形势的分析，同时提出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妨碍了在实际工作中本来应该继续进行的纠“左”的教训，这次全会批判彭德怀、邓子恢等人的情况，只传达到党的中上层干部，不向下传达。全会接受了这一提议。周恩来在全会的讲话，表达了与刘少奇相同的意见。毛泽东也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与之平行。这样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就出现这样一种复杂的状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错误一步步严重发展；另一方面，维护了调整的若干部署，经济上的调整和恢复工作还能够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并投入很大精力研究未来较为长远的经济发展规划。从那几年的实际工作看，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党一直在抓国民经济调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了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中共中央决定要继续调整，再调整三年。1963年以后，中共中央多次开会讨论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及长远规划的问题。比如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两步走的设想，这就是20世纪末之前的二三十年内，国民经济的发展分两步走，第一步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规划是周恩来在1964年12月21日三届人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宣布的，但在党内讨论得比较早。此外，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上还代表党和政府宣告：“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同时还提出“一九六五年中，我们应当继续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同时作好必要的准备，以便从一九六六年开始进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3]（P,456、478、483）为保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完成，针对当时出现的一般只讲突出政治、反对抓生产的错误思潮，1966年4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统帅业务》的社论。社论一面讲政治统帅业务，另一面又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紧密结合”，我们要讲无产阶级政治，但是这个政治要落实到经济建设上，把生产搞上去。社论还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努力学习科学知识，钻研生产技术，做好各项业务工作。那种以为强调突出政治，就可以放松业务、不抓生产的看法，显然是一种误解”。[8]该社论发表于“文革”前夕，当时的背景是，1965年以来，林彪一伙大讲所谓突出政治，说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大批所谓反对突出政治的折中主义。1965-1966年初，林彪一伙控制的《解放军报》连篇累牍地鼓吹突出政治，反对讲业务、抓生产。而这篇社论却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去，把生产搞上去，显然是不赞成林彪那一套，它代表了政治局、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的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意见。可见，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几年，中共中央虽然强调要抓阶级斗争，但主要注意力还是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并尽可能地抵制来自错误方面的干扰。
    第二，由于社教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得比较适当，并且不断地纠正偏差，从而减轻了运动所造成的危害。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指导思想上是“左”的，但运动期间所规定的一些具体政策，有相当部分还是比较适当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社教运动的三个重要文件即“前十条”、“后十条”及“二十三条”都要求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对当时不少农村生产队长期存在的账目不清、财物不清、管理混乱等问题进行彻底的清理，要实行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定期公布账目和工分等，这在当时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对于堵塞漏洞，健全巩固集体经济起了积极作用；（2）三个文件都规定要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活动，这对维护社会秩序、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3）三个文件都反复强调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这既推动了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以利于转变作风，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干群关系；（4）三个文件都十分强调各级干部深入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在社教运动过程中也确有大批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在历史上是罕见的；（5）三个文件都一再强调“要注意生产”，搞运动不能耽误生产，并且以生产上的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检验运动开展得好与不好的标准，以“整顿农村的经济组织，健全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作为指导运动的一条基本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