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实证”观念的修正和“主体性”的确定
    到20年纪80年代中期，现行历史解释模式显然已无法解释人们在变动中的现实的感受和思想，“回到乾嘉去”所进行的知识积累遂丧失其方向和意义。青年人尤其痛感到，据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已经变成与自己的生命和时代漠不相关的东西，于是“史学危机”的呼声响彻整个史学界。无论“危机”一词是否恰切，但它的确表达了史学在求新求变时的强烈焦虑。在“危机”意识的促动之下，我国学者以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为思想资源，对设定纯然客观之事实和规律的“实证”观念进行反省与批判，从而确立了历史认识乃至历史运动的“主体性”。这一反省和批判所针对的，正是导致“史学危机”的两大锢癖：一是将理论所构建的“规律”实体化，从而不可避免地使理论教条化；一是担心理论中不可排除的主观性会影响史学的“科学性”，而不惜“回到乾嘉去”。
    在当时，陈启能和李振宏对纯然客观之“事实”观念的批判颇具代表性。他们都指出，将“历史事实”等同于“自然科学事实”是实证主义的错误，在历史认识领域并不存在纯然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认识的根本特点在于史家主体意识要参与对历史过程的重建。[10];[11]（P173）在前几年，史家还自豪地把“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学和“研究自然发展规律”的物理学相提并论，认为历史学家之与图书馆，正如科学家之与实验室。[12]而现在，学者已在批评“实证主义历史观根深蒂固的把历史作为外在事物来观察”，“基本上混淆了自然界与人类历史的差异”，既无视历史认识主体对客体的参与和渗透，又无视历史活动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13]
    承认历史认识中无所不在的主体参与和渗透，无疑就是承认了任何一种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有学者论证道，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并非是纯粹的经验实证，而是以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典型，根据经验事实建立其社会关系秩序的“一般类型”，由此出发进行“半先验的”推导，而得出了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一般原理。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它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纲领”，“在自己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有未解决的问题和未消化的反常”。[14]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进一步批判了实证主义哲学所设定的自在自为的“规律”观念，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对历史理论的“科学”性质作出全新的理解。如雷颐指出，实证主义所理解的人类历史运动中的“规律”是一种机械决定论意义上的“规律”，“仿佛历史不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活生生的创造，而是一种由外在力量早已规定好的图景的依次展现。”“人类的历史进程无法摆脱主观的干预，这种干预，就是理论的作用所在，人类对自身的研究，必然要影响着人类自身的现在和未来。”[15]那么，一种历史理论的“科学性”并不在于它是否确定了决定历史命运的本质规律，而是要看它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思想前提”，是否能够带动这个社会的自我更新和创造，真正“科学”的理论是注定要被修改和超越的。这即是说，理论的“科学性”恰恰在于它对自身“有限性”的自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经验感受的积极的开放性。
    首先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学者根据库恩的“科学范式”说明确提出：我们在“唯物史观”的概念体系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是一种“研究范式”，既然“历史研究是不能不带有主体意识的历史重建，研究规范乃是一部分研究者共同遵守的带有主观性的理论设定”，那么，“研究规范”的不断更新乃至多元并存、互相竞争，就成为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了。[16]最近，有学者著文论证，在“史学危机”之后，史学界的“历史解释理论”趋于多元。[17]当我们为发展中的当代中国史学回首来路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对“实证”观念的反省和修正，为史学研究模式的多元化打开了观念上的闸门。
    史家们论及历史研究中无所不在的“主体意识”时，并不将之仅仅看成是造成认识相对性的限制，相反，“主体意识”是使当下“主体”深入历史的能力，是历史认识必须具备的前提。正是史家在自身时代中的“主体意识”使史家能够通过对历史演化的解释建立起“过去”与“现在”的关联，从而使历史对于今天的生活发生意义。而排斥主观性，就是排斥了一切对历史的思想架构，也排斥了历史世界与我们自身的相关性。当“过去”不能成为对于我们来说有意义的存在，历史学也就丧失了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当时史家对历史研究中“主体性”的确立，所针对的正是以“客观”态度标榜却从根本上丧失了对生活的责任和思想能力的“考古癖”。[11]（P151）；[18]
    对“实证”观念的修正以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的确立，使史学界对历史知识性质、功能的认识有了深层次的变化。这一观念变化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重要一环：它构成了一个必要的思想条件，使当代中国史学得以从一元的历史解释模式中解脱出来，从无关痛痒的“好古癖”中振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