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似乎是，以不能“证实”亦不能“证伪”的“人文价值观”为前提的历史“理解”，其“客观性”是怎样的呢？自19世纪末以来，许多西方思想家都曾就此进行过探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当史学理论研究在我国兴起，我国学者开始借用这些思想资源对这一问题加以讨论。如张耕华之引用沃尔什的“配景论”，[22]林璧属之引用波普尔的“猜测与反驳”论、伽达默尔的“意域融合”论[23]等等。这些评介和讨论都论证了，即使历史解释确实是建立在某种明示或暗示的价值体系上，其“客观性”仍然是有保障的。但这些说法最无法令人满意之处在于：它们未能揭示历史解释之为“自我认识”，其“客观性”与科学知识之“客观性”不但是程度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性质上的不同：历史学家的客观态度并不是那种与研究对象漠然无关的态度，恰恰相反，强烈的政治和社会信念对社会科学上的创造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惟有将这些信念加以升华，我们才可能对历史演进中从未被揭示但意义重大的联系作出判断和选择。在历史研究中，研究主体的价值关怀及立场与科学所要求的“客观性”之间应该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具有“客观性”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告诉人们有关行动的必然规律，它只能说明，在一定的情境之下，人们基于一定的价值观曾做出怎样的选择。
    在西方学术思想史上，自19世纪90年代起，兴起了一股反抗实证主义的思潮，在这一思潮中，批判的历史哲学应运而生。批判历史哲学对作为“科学历史学”之基本理念的“实证”观念进行反省和批判，并由此确立“人文学科”之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自主性，而对于历史认知中“主体性”的确认乃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对历史认知之“主体性”的确认必然导致对历史学科之“人文性”的承认和强调，从而导致对史家价值关切及立场的肯定和重视。在我看来，肯定和重视史家的价值关切及立场，其积极的一面在于指明了：在历史研究中，强烈的价值关切有助于史家形成对自身时代境况的独特敏感，从而具备真正的“问题”意识。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首要的能力应该是发现关于当代自我认识的问题的能力，是在真切的时代感受上追问历史、建立反思的能力，是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的能力，也是批判现实、揭示当代自我认识之障蔽的能力。
    90年代以后产生的对历史学之“人文性”和“客观性”的讨论，在我看来，是“理有必至，事有固然”的：从学理上说，这是对“实证”观念之反省和批判的进一步深入；从史学发展的具体状况上说，我认为，它触及了当代史学面临的一种基本的两难困境，这一两难困境使得我们难以提出关于当代自我认识的重要问题，并围绕着这些问题建立知识的有效积累和学科的有序发展。
    五两难之局
    在急剧变革的时代的催动之下，在西学东渐的思想刺激之下，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界思潮迭起，充满热切的现实关怀，是一个“主义”和“理论”盛行的时代，史学界自不能外之。当时，一位学者这样描述青年一辈的理论热情：“在高校历史系，大凡‘为历史而历史’的课程和学术报告，很难引起青年学子的兴趣与共鸣……反之，探讨‘通古今之变’的课程和学术演讲，常使青年学子兴奋不已。特别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所作的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学术演讲……更是座无虚席。”[24]如此强烈和急切的理论热情，加之长期以来对“科学理论”的崇拜，导致了一种对理论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些青年学者试图用现代物理学的“三论”改造“唯物史观”，重新构筑中国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全盘改写中国史，如金观涛、刘青峰于1984年出版的《兴盛与危机》。这部书引起的轰动效应在今天是绝难一见的，甚至有学者誉之为“金观涛冲击波”，称之为历史学“范式变奏”、“革命”的标志。这股理论热潮在思维方式上与它所批评的东西如出一辙：拿来一个解决全部问题的万能理论，然后把各项事例填充进去。虽然，“三论”热到80年代后期已基本销歇，人们对科学理论提供铁定规律的信念也已发生根本动摇，但是，这种对理论的“有限性”缺乏自觉，急于用理论“整理”事实的作法却遗风尚存。
    历史学的确需要借用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作为进行历史解释的工具，无论在80年代还是90年代，中国历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也都需要引进发源于西方的各种社会理论。但是，理论为历史学家提供思路的同时也设置了陷阱，对此，黄宗智深有感触地提出警告：“它既可以使我们创造性的思考，也可以使我们机械的运用。它既可以为我们打开广阔的视野并提出重要的问题，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唾手可得的现成答案并使人们将问题极端简单化。它既可以帮助我们连接信息和概念，也可以给我们加上一些站不住脚的命题。它既可以使我们与西方同行进行对话，也可以使我们接受一些不易察觉但力量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它既可以使我们进行广泛的比较，也可以使我们眼见局限于狭隘的西方中心或中国中心的观点。”[25]然而，与当代中国史学界急于“创新”的浮躁学风相应，对理论的运用却不断地走进“陷阱和危险”[26]。那种对“理论”的强烈依赖乃至套用，说明我们习惯于隔着现成的抽象概念来面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乃至无法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这种状况应该使我们有所警觉：我们是否在精神上处于一种懒惰甚至麻木的状态，以至快要丧失了对自身境况的感受能力和思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