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经籍考》是我国辑录体史志目录开山作。作者马端临在宋末元初编撰这部煌煌巨著的过程中，非仅“篇题之下，{K18C10.jpg}迻序跋，目录之外，采证群书”①而且提孤军与前贤对垒，附按语折以己见，多达52条。这52条按语主要针对文化典籍和学术流别的某些具体问题而发，析殊会同，计有如下几类：
    一
    断真伪--对《春秋古经》，马氏观察到三传所载经文“既有乖异，又有增益”②的事实。乖异表现在：一则“事同而字异”③如庄公二十八年“筑郿”，左氏以为“郿”，公、谷以为“微”之类，殆不可胜数；二则“事字俱异”④，如隐公三年“君氏卒”，左氏以为鲁之夫人声子，公、谷以为周之卿士师尹。增益表现在：公、谷于襄公二十一年皆书“孔子生”，左氏则“于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又复引经以至十六年四月书仲尼卒”⑤。根据以上情况，马氏断定世传《春秋》已非孔子所修之旧，“未可尽信”⑥。这在《春秋》研究史上还是卓成一家之言的。世传《春秋》既然失却原始面貌，“后世诸儒复据其见于三子之书者，互有所左右而发明之，而以为得圣人笔削之意于千载之上，吾未之能信也，”⑦马氏由惑经而究学，对历来主观横生地侈谈《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的儒林通弊投戈一击，振聋而发聩。
    经书敢断其伪，子书也不怯于明其本真。在《李卫公问对》按语中。马氏首先标列宋修《四朝国史·兵志》的记载：“神亲熙宁间，诏枢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杂见《通典》，离析譌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曾皈、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类解释，令今可行。”这条记载鲜为士大夫所知，既经马氏剔出，遂据以推测：熙宁校定本或许便是今世所传《问答》三卷，如若不然，也可能“别有其书也”⑧即今本之外另有他本。并进而断定：所谓《问对》出于天圣进士阮逸假托的通行说法，实与《国史》所记相牴牾，难以成立。
    阮逸伪造《问对》说，昉自陈师道闻诸苏东坡又转告何去非，《后山集》和《春渚纪闻》均记其事。从邵博《闻见后录》、吴曾《能改斋漫录》到《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皆承其说。与此相反的是，沈括、叶适、戴少望都认为《问对》乃李靖自著，惟叶氏斥其不足取，戴氏赞其可垂范将来。在诸家异说面前，马氏援引新证，强调《问对》直至熙宁年间方有单行校本问世，由此否定阮逸假托说，可谓别开户牖。
    迫于边事吃紧，宋仁宗设武举，建武学，责成曾公亮等人编撰《武经总要》。至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亦颇留心武备，曾两次下诏校定兵书，除《四朝国史·兵志》所述外，又见于《续通鉴长编》元丰三年命国子司业朱服等整理《武经七书》，“镂版行之。”在北宋政府这样大力编订军事教材的情态下，尽管身予其事的武学博士何去非尝疑“《李卫公问对》亦非是”⑨但很难想象，其他并非冬烘的编校人员，竟会愚蠢到明知本书确系阮逸膺作反而将它堂而皇之地列入官方教科书的地步。换言之，不可能众人皆醉，唯何去非独醒，照此看来，马氏所下按语，非独于史有征，就是揆诸常情，也经得起推敲。它虽然不足以遽成定论，却委实益人神智。清儒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仍视《问对》为依托，然而已称：“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本，因神宗有武人将佐不能通晓之诏，故特多为鄙俚之辞。若逸所撰，当不尔，意或逸见此书，未慊其志，又别撰之，而世已行此书，彼书不行欤？”俞正燮《癸已存稿》亦云：“《卫公问答》语极审详，真大将言也。宋熙宁中诏枢密院校正其书，其文又多采之《通典》，故其书可用，但不得谓卫公自著耳。”这些考辨文字依旧仁智互见，但有一点却昭然在目，那就是：它们都对马氏按语有所挹取。
    二
    定是非--《春秋决事比》传至宋初，已颇残逸。马氏未曾寓目，乃据《崇文总目》该条解题和真德秀之论以及其他文献资料通观原书作者的主体思想：“仲舒通经醇儒，《三策》中所谓任德不任刑之说，正心之说，皆本《春秋》以为言，至引‘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以折江都王，尤为深得圣经贤传之皆趣。独灾异之对，引两观、桓僖、亳社火灾，妄释经意，而导武帝以果于诛杀，与素论大相反”⑩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推断“《决事比》之书，与张汤相接受，度亦灾异对之类耳。”（11）用无变灾异妄释经意，使《春秋》公羊学彻底地阴阳五行化，的确是董仲舒学说的一大特征。但其主观意图并不是“导”武帝而是“抑”武帝以“果于诛杀”与素论相一致而北非大相反。西山真公在这一点上蒙住了马氏的眼睛，随而从之，对《决事比》一书的定性也就南辕辙了。很显然，《决事比》是以《春秋》经义为准绳，附会汉律，判案量刑。在儒家经典法典化的背后，正孕含着儒法两家的合流。这一特种审判制度和方法，本以从轻为原则，但既超脱于现实法律之上，便给酷吏肆虐大开了绿灯。马氏一旦把目光转向《春秋》决狱的流弊，就洞若观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