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五）存疑义--针对《论语正文》陈振孙所作《解题》，“唐人止为五经疏，而不及《孝经》《论语》，至昺始奉诏为之。”马氏附按：“《唐艺文志》亦有贾公彦《论语疏》十五卷，当考”（31）。弦外之音是：陈氏说未免太绝对化了。《百官公卿表》在列举晁公武、陈振孙、司马光、李焘四家说之后，乃窃下己意：“按此序（指李焘序），则温公本书止十卷，巽岩续编推而广之，为一百四十二卷。晁氏所言，乃巽岩续书，非温公本书也。陈氏以为未详者，是未见巽岩之书，然又以温公之书。为十五卷，则不知其何所本也。晁氏在巽岩之前，安得见其书？所谓一百四十五（“二”之讹字）卷者，决非巽岩之书也。”（32）这里指出了司马光所著《百官公卿表》在流传中递相产生的卷帙出入，不绝人绝己之思。清人李富孙校勘衢本《郡斋读书志》，便以理校法推测一百四十二卷，“当是后人编录之误”（33）。
    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了马氏按语的主线和落点。它们涉及到圣经贤传的破绽，神仙浮图的荒诞，学术讼案的争辩，文史名著的评判，书林疑窦的窥探，不单丰富和深化了《经籍考》的既定内容，也为传统目录学特别是提要学注入了历史积淀因素。
    马氏究心群书，不乏史家特识，但他身为相门之子，浸润儒家正统思想至深。唯其如此，便在按语中时或出现明察秋毫与不见舆薪并存的现象，就群经考辨而言，《古文尚书》按：“噫！百篇之书书，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间此二十五篇者，书虽传而字复不谐于俗，传于汉者之科斗书，传于唐者为隶书，皆当时之人所罕习者。盖出自孔壁之后，又复晦昧数百年，而学者始得以家传人诵也”（34）。家传人诵的《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经过吴亦、朱熹、蔡沈从文体风格、逻辑常识，序文与经文龃龉诸方面加以究寻，已经露出作伪之迹，马氏已将三家说纳入了《书类》类序，但在这里仍笃信不疑，恰与解剥《春秋古经》形成鲜明对照，确可反唇“噫”之矣。对于《三礼》，马氏在《通考》卷首《经籍考》自序中提出：“礼本无成书，《戴记》杂出汉儒所编，《仪礼》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仅亡《冬官》，其书纯驳相半。”这种见解，称得上独具只眼，而在《归藏》按语中又强调《小戴礼记和《周礼》，“其义理，其文辞，一无可疑。”（35）前后矛盾、自相牴牾如此。《齐论语》比《鲁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两篇，马氏猜度“必后儒依仿而作，非圣经之本真，”（36）本来已经跨入了真理的大门，却又断言，非张禹所能删也，理由仅仅是：“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删之！”当时东莱布衣张霸伪造《百两尚书》都不在话下，张禹身为帝王师，兼通《齐》《鲁论》，合而考之，采获所安，删去《齐论》两篇“烦惑”之作”（38），又何惧之有？针对朱熹舍序求诗说而施加的《诗序》按，长达五千八百言，居全部按语之首，核心问题不外乎申明：“本之以孔孟说《诗》之旨，参之以《诗》中诸旨之例，而后究极夫古今诗人所以讽咏之意，则《诗序》之不可废也审矣（39）。这种主张同朱熹“以诗求诗”相比，倒退不知几里许。
    就人物评价而言，马氏认为陈子昂向武则天疏请兴明堂，建太学，“则非所宜”，原因极其简单：武氏属“牝朝”（40）。这完全是一副正统派的迁腐而又可笑的腔调。至谓“张角、孙恩、吕用之之徒，遂以此（符篆）败人天下国家（41）”则近乎破口大骂了，暴露出马氏对农民革命的敌视与憎恶。
    就学术辨析而言，《伊川易传》按：“伊川之学出自濂溪，此先儒通论也。而晁（说之）、朱（震）之说，以为濂溪所师，本于希夷及一僧，则固老释之宗旨矣。此论未之前闻”（42）。其实，朱说不诬，晁说也接触到理学开山周敦颐思想渊源之所自。出入于释老而反求诸六经，这是理学家构筑各自哲学体系的共同路数，濂洛关闽概莫能外，不过又都讳莫如深罢了。马氏云云，颇带几分为贤者讳的味道。与此判若鸿沟的是，直斥老庄之语“虽高虚可听，而实不可行，料当时亦无人宗尚其说”（43）痛诋“苏张之功利，申商之刑名，大抵皆枉寻直尺，媚时取宠，虽可以自售，而乡党自好少知义者，亦羞称之”。竟已滑落到不顾起码的历史常识的地步了。在马氏看来，墨家“未尝不本仁祖义，尚贤尊德，而择之不精，语之不详，其流弊遂至于无父无君”。这不但足以淆乱正宗儒学，甚至危及世道人心，”不容不深锄而力辩之”（46）。可惜辩而不力，只是抬出”明道先生所谓‘淫声美色，易以惑人’者”。肆加丑诋而已。如果说马氏锄墨尚借程颢的他山之石，那么，马氏辟佛就迳情直遂了。《破邪论》尚不辨《晁志》误撰者普应为法琳，便因该书专“诋傅奕，而并非毁孔墨”（48），就悍然宣判死刑：“所谓波淫邪遁之辞，无足观者”（49），《甄正论》出于唐释玄嶷之手，讥议道家颇当“，却被马氏想当然地剥夺了著作权：”意必借笔于文学之士，沙门辈恐不能道也”（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