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出现的“价格革命”也有助于乡绅的成长。在“价格革命”的影响下，坐收封 建地租收入的大贵族的收入大为降低。据估计，16世纪贵族从其土地所得租金与同一块 土地承租者所得收入对比为1∶10。[6]（P48）换言之，贵族把土地长期出租出去就要损 失90%的收入。从16世纪中叶到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近百年的时间内，据克里德特统计 所及的英格兰的63名贵族，平均收入降低了26%；每个贵族家庭拥有的庄园数也从54个 下降到39个。[13]加上贵族们奢侈成性，挥霍无度，负债累累，因而日趋衰落。相反， 乡绅却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无论是自耕农或商人，“他们生产了 超出他们需要的剩余粮食，便高价出卖并雇佣廉价的劳动力再生产更多的粮食。…他们 向更多的土地进行投资，…扩大他们的耕种面积”。[14]尤其是16、17世纪之交，因地 租上涨9-12倍，商人，企业主等更是蜂拥到农村抢购土地，把“购买土地或抵押土地作 为自己投资的通常方式”。[15]他们中不少人加入到乡绅的行列。
    正在形成中的乡绅是一个开放的集团，它处在动态发展之中，它还不断得到城市商人 ，工场企业主和农村中富裕农民上层的补充。当时英国还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 ，由于土地财富是衡量社会地位的最终尺度，因此，在城市赚了钱的人往往要投资于土 地，加入乡绅的行列，据兰格研究140名担任伦敦市参议员的富商资料，有118名拥有田 产，其中96名有309处庄园，平均每人3.2个庄园。富商市民R·阿克戴尔在17世纪30年 代，以10000镑用于经商，11485镑投资于土地。[16]他们既经营工商业，又投资于土地 ，因而这就密切了乡绅与城市商人和工场业主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经济上利害与共的关 系。
    14世纪末以来，富裕农民阶层的上层出现，他们之中的幸运者踏着破产小农的阶梯爬 上了乡绅的宝座。富裕农民购买土地的例子不胜枚举，出价从9便士到2100镑不等。但 一般而言100镑以下的占59%。无疑，这些小块土地的卖主主要是贫苦农民。英国封建社 会晚期，一个富裕农民约曼“就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绅士”。[1]（P35）我们经常看到杰出 的约曼被授予乡绅（esquire）或绅士（gentleman）的头衔，跻身士绅行列。约曼和士绅的 如此接近，以致出现了“宁为约曼头，不做绅士尾”那样的英格兰谚语。同时，约曼还 是骑士的重要来源，许多年收入达20镑以上的富裕农民自愿或被迫接受骑士称号。富裕 农民上层通过购买获得骑士的荣誉称号，表明封建社会内部阶级关系日趋复杂起来，特 别是到封建社会晚期，英国社会内部贵族以外的中等阶层之间界限日益模糊起来。乡绅 、绅士和骑士常常混同起来。英国史家常把骑士笼统地称为“绅士”，如戴尔在叙述16 世纪伍斯特主教自领地承租人的情况时指出：“其中10个承租者是绅士，即有着gentleman、esquire和knight”头衔的人。[17]这似乎不太像戴尔的疏漏，因为这样不 予区分的不止戴尔，另一位英国经济史家克拉潘明确地将绅士和骑士认同：“绅士”即 具有骑士资格的人。[18]
    其实在狭义上，约曼、绅士、乡绅和骑士都严格地属于不同的社会层次。但在社会实 际当中，不仅自由人和非自由人之间的壁垒被冲垮，上层农民与乡绅、绅士、骑士以及 乡绅、绅士、骑士间，也都互相渗透和交叉，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导致了英国封建社会 阶级结构的“礼崩乐坏”，正在经历着新的分化和组合。尽管他们出身不同，但是在资 本主义农业经营中，却获得了共同的语言，实际上溶为一个新阶级，即以新的土地经营 方式为特征的乡绅，不仅包括缙绅、绅士、骑士，还包括杰出的约曼。不久，他们又与 越来越多乐于投资农场的商人或企业主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事实上融合为一个阶级。这 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与其说是地主，不如说是资本家。因此，马克思指出：“在十六世 纪末，英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19] 他们与封建贵族（lord）的不同点在于，他们的土地主要是通过货币资本购买来的或通过 暴力圈围来的，抑或是从领主那承租来的，而不是继承得来的；他们在土地上使用雇佣 劳动，进行资本主义农牧场经营，而不是坐收封建地租。可见，乡绅是一个多种成份的 复合体，它是处在农业和手工业尚未完全分离的资本主义过渡形态的英国，以购买、剥 夺和兼并土地，“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20]这一典型的原 始积累过程的人格化而出现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地主。它与封建领主有着本质的区别 。它的成长壮大表明在英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出了否定自身的因素，随着新质量的积累 ，到17世纪中叶，它再也不愿意屈居封建王权的统治之下。他们以革命的方式为本阶级 的发展开拓了政治空间，推动了英国社会变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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