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史学十分发达的国家。在长期的史学发展过程中，我国历代的史学家不仅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也形成了堪为楷模的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很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和发扬。举其大端，可以胪列如下：
    详近略远的编撰原则编写史书详近略远，这是我国史学领域里重要的优良传统之一。我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很重视对当代史的研究。例如我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史记》，作者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人，书中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年），全书一百三十篇，首尾三千年， 其中专记汉代历史的就有六十二篇，兼记汉代及秦代的有十一篇。就是说，《史记》成书时的近代史部分，占了一半以上。又如北宋司马光主持编写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编撰原则。《通鉴》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止于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世宗征淮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末前后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其中战国秦汉六百二十二年，六十八卷；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一百零八卷；隋唐五代三百七十一年，一百一十八卷。从这年代、卷数的分配比例来看，就足以反映司马光是很自觉地坚持这个编撰原则的。
    今天我们研究历史继续强调详近略远的编撰原则，一方面，加强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更好地指导人们当前的行动，可以使历史科学更直接地为现实服务；另一方面，史学工作者对于眼前和不久以前发生的事件，总是比较熟悉，材料比较丰富，研究起来，有许多便利的条件，容易取得成果。如果一代一代的史学工作者都注意贯彻这个原则，把注意力着重放在近代历史的研究上，那就可以写出一代一代的信史来。后来者要研究远古的历史也就有坚实的基础了。有鉴于此，在当前的历史研究中，更多地注意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当然不是排斥、取消对古代史的研究），使历史研究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这应是当务之急。
    据事直书，不掩恶，不虚美我国史学著作园地里许许多多的好传统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据事直书”的优良传统。一个史学工作者，无论是讲历史或是写历史，必须公正无私、秉笔直言，“不掩恶，不虚美”，事必求真，语必务确，忠实地记载历史。这样的史家，前人称之为“良史”。先秦时期的“太史简”、“董狐笔”，就是史家为坚持秉笔直书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典范。如果缺乏史德，对事实不敢直书，势必造成史实不实，贻误后人。成书于西晋时代的《三国志》，虽然不失为一部较重要的史学著作，但由于作者陈寿对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过程不敢据事直书，采取“回护”的笔法，歪曲了许多历史真相，所以后代史学家对陈寿多有讥弹，就因为这样的史笔是不可取的。
    更有甚者，采取伪造事实、颠倒黑白的卑劣手法篡改历史。如明代万历、天启年间的魏忠贤，是权倾一朝的大宦官。《明史·魏忠贤传》载：“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这样一个千夫所指的阉魁，却令其党羽炮制了一部《三朝要典》，为其涂脂抹粉，妄图伪造历史。可是，历史是无情的。尽管魏忠贤及其阉党曲尽篡改之能事，但仅距他死后几十年就成书的《明史》中，就把他的罪恶一一详载。而《三朝要典》也就成了毫无价值的历史垃圾。无独有偶，“四人帮”也以为历史是可以由他们任意驱使的婢女，完全不顾历史的真实，随心所欲地篡改历史，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纳入他们主观设置的儒法斗争的框框之中，对于历史人物，褒之抬到天上，贬之打入地狱。曾几何时，他们被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嘲弄历史的人，最终受到了历史的嘲弄。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吸取这两个反面的教训。
    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在其力作《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中说：“中国史学工作者有责任介绍中国史给全世界人民，同时也有责任介绍世界史给中国人民。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广泛占有确实可信的资料，坚守晋董狐、齐太史直笔而书的传统史德，可以肯定，中国史学工作者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让我们三复斯言，永志不忘。
    广搜博采，去伪存真从事史学工作的首要条件，是应当拥有丰富的史料，所以，对史料的广搜博采是史家写史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而历史记载就更纷繁，其中有详有略，有真有假，往往众说纷纭，互相牴牾，令人莫衷一是。所以，广搜博采只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在博采的基础上，还必须进一步地鉴别史料的真伪并决定取舍。
    历史上一些有建树的史学家，在某些问题上由于囿于见闻未能是正，因而造成记载失实的例子不少。如明末清初的史学家张岱，他所主张的“稍有未核，宁阙勿书”的求真精神基本上贯穿在他所编写的史书中。但他在《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中，却把一位爱国英雄写成了一个叛国投敌分子，这个错误就是很不应该的。袁崇焕受诬被杀，实系当时明朝统治者中了清的反间计的结果，到明桂王时已经替他昭雪平冤。而张岱在书中仍沿袭了旧的错误说法，这就不能不责怪其考订之疏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