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读过《史记》和《资治通鉴》的人，都可以发现两司马对于史料搜集的辛勤，史料来源的广阔，史料掌握的丰富，特别是对于史料的取舍，都经过严谨的考证详核功夫，有可疑的则存疑，鉴别取舍的态度十分审慎。他们用自己谨严详审的治学行动，在史学建设上作出了杰出贡献。
    对史料的鉴别和取舍，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靠推理，尽管有的推理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事实常常不是那么一回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如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他在被俘后写了一个自供状，如众所知，这个自供状披露出来时是经过曾国藩的删改的。过去许多人推论，删去的一定是李秀成的慷慨激昂之词。然而后来发现的自供状真迹与许多人都认为是最合理的推论恰恰相反，曾国藩删去的大多都是李秀成乞怜和自污的文字。所以，要弄清史实，必须对历史问题探微索隐，严格核查清楚，才能廓清历史真相。
    删繁就简，文约事丰一部好的史书，首先必须把历史事实叙述清楚，即所谓“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但是，按照一定的体例，把历史事实组织得井井有条，叙述得清清楚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既有方法需要遵循，又有技巧必须讲求。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说：“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刘知几所主张的，是编写史书力求叙事“简要”，要求以简炼的文字写出丰富的内容。也就是说，尽量去掉繁芜之词，避免昔人所说的浮光掠影、游谈无根的毛病，使史书能够达到“文约而事丰”。一些著名的史家为了做到简要，一般在两个方面下功夫。第一，在内容上注意科学地综合和归纳。将本来是分见于多处的同一历史事件的若干材料，依次组织在一起，再加以剪裁、整理、穿插，简要地写出它的全过程。这方面，《资治通鉴》为后代史家提供了借鉴。 司马光等人“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然后“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他们所采用的资料，除正史之外，所采杂史多至二百二十二种。而十九种正史就有一千五百余万字，加上其它史料，计有三千余万字。而《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总共只三百万字，真可谓“文约而事丰”。这在时间和精力上对读者都是有好处的，人们可以用较少的时间，系统地了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漫长的历史概况。举妇孺皆知的赤壁之战为例，其材料散见于《后汉书》和《三国志》的二十余篇“纪”、“传”之中，还有一些则杂见于其它著作。如果要了解这次战役的始末，非遍读这些著作不可，而且就是全部翻阅一遍，由于太杂太乱，也未必能立刻理出个头绪而认清它的全貌。《通鉴》却把这样复杂的问题很好地解决了，于卷六十五建安十三年十月条下，把所有涉及这次战争的材料全部集中在一起，并且首尾连续，叙述简明，情节生动，从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至今还作为中学语文教材。第二，在文字上千锤百炼，删汰芜词，注意简洁。一个史家在文章中一定要删去可有可无、甚至是成为累赘的东西。当然，简要不是简陋。著名的史家在注意叙事简要的同时，还力求叙述的生动，讲究语言的艺术。在这方面，《史记》堪称典范。《史记》语言的特色，是词汇丰富，雄深雅健，变化有力，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生动的形象性。同时，还具有规范化和通俗化的特征。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宋微子世家》，把《尚书》、《尧典》和《洪范》中难懂的文句，译为汉代通行的口语，使人明白易懂。他还大量吸取民间口语、谚言和歌谣，写人叙事，大大增强了表现力和感染力。刘向、扬雄称赞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妄，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辛弃疾在词中称赞：“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鲁迅也高度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继承《史记》的优良传统，在编写史书的时候，就要力求生动、形象，注意克服枯燥无味的毛病。史学不是文学，但杰出的历史学家，往往是修养有素的文学家，他们的史学著作，很多是精湛的散文。为了写出传世的史学著作，史学工作者应当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
    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我们要对史学的优良传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总结，才谈得上继承和发扬。还要强调的是，我们要继承史学的优良传统，但又不能停留在传统上面，对古人亦步亦趋，食古不化。实际上，旧史学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有它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是旧的史家囿于阶级偏见，和受到思维方式的限制，不能正确地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揭露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因而也就不能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今天，我们有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比前人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更正确一些，我们的成绩也应当超过前人。每一个史学工作者，要看到这个优势，发挥这个优势。这就需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