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书店旧址
    

鲁迅(前排左一)与爱罗先珂(前排左二)
    

鲁迅和内山完造
    一、不断袭用的老谱
    在21世纪仍在辩论鲁迅是不是“汉奸”,这似乎是天方夜谭,令人难以置信。但当下中国偏偏有些人热衷于颠覆圣人,质疑经典,鲁迅首当其冲,而其罪名之一就是“汉奸”。
    顾名思义,“汉奸”是指中华民族中的奸细,在外族入侵时为虎作伥,甘当鹰犬。日本汉学家木山英雄说,日文中没有“汉奸”这个名词。我不知中文中的“汉奸”一词最早源于何时,只知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有所谓“通海”,都是隐含了杀机的称谓。
    早在上世纪20年代,鲁迅就曾被人称为“汉奸”,理由是他结识了一位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这位盲诗人在德国召开的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上抨击中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黑暗,据说这种意见来自于鲁迅,而鲁迅的弟媳又是日本人,所以鲁迅是在为日本人出力,云云。(参见鲁迅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信)
    30年代,上海《文艺座谈》、《社会新闻》、《上海座谈》等叭儿狗报刊发动了新一轮诬蔑鲁迅为汉奸的喧嚣。鲁迅《伪自由书·后记》中就附录了两篇这样的杰作。一篇叫《内山书店小坐记》,署名“白羽遐”,大意是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是日本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鲁迅在《申报·自由谈》有两篇杂文(《航空救国三愿》《文学上的折扣》),就是出自内山完造的谈话。另一篇题为《内山书店与左联》,大意是内山完造之所以掩护被国民党当局迫害的郭沫若、田汉、茅盾,是因为日本人要利用共党文艺分子收集情报。“盖中国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鲁迅在《后记》中戳穿了叭儿狗文人的两种新花样:一是先前诬蔑左翼作家为苏联卢布所收买,如今则变成了日本的间接侦探;二是先前揭发别人抄袭是依据书本,如今揭发抄袭是专凭揭发者的耳朵。鲁迅明确表示了他对内山完造的认识:“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70年代,香港有一位叫胡菊人的半吊子文人,在《明报》上撰文攻击鲁迅,其中的一个重点也是诬蔑鲁迅是汉奸。他的理由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以及整个华北受日本蹂躏的日子里,鲁迅一方面对抵抗日本持悲观的看法,另一方面却躲进日人的安全庇护之下,跟背景并不干净的日本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为了迷惑读者,胡菊人还制造了一桩鲁迅“六天行踪不明”的假案,其实是鲁迅“一·二八”事变期间外出避难,有六天日记“失记”。于是,“失记”就成为了没有罪行的“罪证”。按这种逻辑,如果一个人一生从未写日记,或日记没公开出版,那能不能就说他的一生是不可告人的一生呢?胡菊人的文章当即受到了香港鲁迅研究家张向天的反驳,我也在《七十年代初香港围绕鲁迅的一场论争》中痛加批驳。此后胡菊人方面没有反响,这场论争也就偃旗息鼓。
    但确如鲁迅所预言:“老谱将不断袭用”。前些年,个别网络写手又重弹此调,一位网名“清水君”的作者说,在鲁迅几百万字的著作中看不到对日本入侵者的揭露,而只是疯狂攻讦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国民政府,其效果正是间接助日本侵略者一臂之力。这位写手呼吁,要取消鲁迅作为“中华民族魂”的资格。另一位署名“佚名”的网络写手更是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题目就叫《鲁迅为何从未骂过日本人?》。他狂妄断言鲁迅一出娘胎就产生了“仇华恋日”情结,从1926年末至1927年完成了从崇拜日本到彻底投靠的过程,而最终因为知道得太多而死于日本间谍须藤五百三医生之手。
    2014年6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思想的毁灭——鲁迅传》,作者孙乃修是一位由中国到加拿大任教的学人。他自认为能够颠覆鲁迅,“震动中国鲁迅研究界”。他的杀手锏之一仍然是诬蔑鲁迅是汉奸。书中单辟了一章:《对日本罪行保持缄默与亲日立场》。孙乃修列举了三十余段书信为证据,“展示鲁迅对日本侵略中国及其暴行没有表露出一丝愤怒、抗议或谴责,日益深重的民族苦难,似乎并不是鲁迅的苦难。这些书信毫无民族尊严立场,不但不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却把中国文坛的蜚短流长传播给敌国人士,大谈自己对政府和同胞的满腔怨言。”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看来鲁迅的“汉奸”帽子是被戴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