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鲁迅从来不骂日本人”吗?
    鲁迅从来就没有谴责过日本侵略者吗?非也。“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鲁迅就撰写了一篇《“友邦惊诧”论》。文章首先依据新闻报道,揭露当时“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的事实,接着又用排比句痛斥日本侵略者“强占辽吉,炮轰机关,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的滔天罪行。白纸黑字,掷地有声!这篇文章长期被选入中学教材,大多数有中学文化水平的人想必都读过。还是鲁迅说得好:事实是最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一切谣言击得粉碎!
    不过,鲁过这类直接斥责日本侵略者的杂文并不很多,其原因是国民党当局对抗日言论的压制。在《且介亭杂文末编·我要骗人》一文中,鲁迅把当时的舆论环境讲得很清楚:国民党当局认为“排日”是一个被共产党利用的口号,“借口抗日,意图反动”。1932年爱国学生和平请愿呼吁政府抗日,遭到的却是逮捕和拷问,有人被迫害至死,则用“自行失足落水”来欺骗舆论。(《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鲁迅有一个笔名叫“华圉”,就是把当时的中国比喻为一个监狱,对言论的箝制比罐头还要严。鲁迅《且介亭杂文·后记》有一句深沉的话:“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如果对鲁迅生活的“地方”和“时代”产生隔膜,对鲁迅其人及其著作必然同时产生隔膜。
    不过,尽管如此,鲁迅主张积极抗日的言论仍曲折地表现在他的很多篇杂文当中,主要内容是:一、宣传团结御侮,反对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二、宣传切实抗日,反对在国难时期营私利已,将抗日游戏化。
    第一类的文章有《“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九一八》《漫与》《观斗》《战略关系》《对于战争的祈祷》《曲的解放》《迎头经》《文人无文》《推背图》《内外》《文章与题目》《天上地下》《“有名无实”的反驳》《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
    第二类文章有《沉滓的泛起》《新的“女将”》《宣传与做戏》《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非所计也”》《论“赴难”与“逃难”》《真假堂吉诃德》《祝涛声》《赌咒》《以夷制夷》《中国的奇想》《新秋杂识(二)》《清明时节》《偶感》等。
    我不惜篇幅引用鲁迅杂文中的以上论述,似近乎誊抄工。但其实反倒节省了批驳诬蔑鲁迅为汉奸者的笔墨。试问:主张团结御侮,这难道不是动员抗日吗?主张切实抗日,这难道不是将抗日救亡运动引上正轨吗?中国有哪个“汉奸”会有以上正确主张呢?更何况鲁迅临终前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文中,更明确表明了“抗日反汉奸”的民族立场,豪迈地宣称自己拥护并无条件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说,“那理由就是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三、鲁迅宣传抗日的多种方式
    除开撰写杂文之外,鲁迅宣传抗日还有其他多种方式。比如,扶植以抗日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鲁迅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作序,就是因为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
    “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鲁迅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郁达夫、陈望道、周起应、钱杏邨、沈端先等四十余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艺界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化团体及作家书》,号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世界革命的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反对瓜分中国的战争,保护中国革命”。此外,他还想方设法搜寻反映这次战争的有关报章,并在可能条件下对有些消息进行调查核实。在鲁迅的遗物中,至今还妥善保存着一张《慰劳画报》(第一期),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出版,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印行。这期画报上有这样一组漫画:一、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奉行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三省;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要求撤走上海的中国驻军,国民党反动派又表示无条件接受;二、日本帝国主义见国民党政府软弱,于是悍然进攻闸北,十九路军奋起与日寇进行殊死战斗;三、十九路军的英勇战斗,不但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使其他帝国主义也为之震惊;四、南京政府的要人们带着姨太太仓皇逃往洛阳;五、上海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援助十九路军抗日官兵;六、坚持抗战到底,谁出卖中国领土就打倒谁。另一帧漫画的大意是:去年国民党当局出动几十架飞机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狂轰滥炸,而在“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党的飞机却渺无踪影。还有一组漫画,报道了日本士兵的反战情况:1932年2月3日,日本神户有一团士兵哗变,表示“不到中国去,不打中国兄弟”,结果三百余人惨遭枪决;2月9日,上海虹口日兵三百余人,反对屠杀中国劳苦民众,并向其他日兵宣传,后全部被押送回国。这期画报上还刊登口号,号召抗日的士兵与劳苦民众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抗议国民党当局压迫抗日民众。这期画报虽然印刷粗糙,绘画技巧也不成熟,但却表明当时的左翼美术运动跟民族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并起到了积极配合的作用。
    据周建人回忆,鲁迅还搜集了这次战争期间流传于民众口头的一些抗日故事。比如,鲁迅曾满怀敬佩之情,对人们讲述过三位抗日英雄的事迹。一位是某抗日组织里的大队长,他不幸被捕,被押解到四川北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敌人审问时,他大义凛然,镇定自若,直到牺牲,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另一位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他穿便衣在四川北路一带执行任务时被抓获。敌人用酷刑逼迫他说出十九路军的作战部署,把他打昏七次,他不但没有泄露任何秘密,而且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还有一位穿西服的青年,更是表现了出人意料的大胆机敏。敌人把他跟其他一些人押解到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空地上执行枪决。枪响后,敌人清点尸体,才发现少了一个。原来行刑前敌人一时找不着绳子,便用这位青年的西服领带系住他的双手。在刑场上,他利用绸领带的滑性,挣脱出双手,趁敌人集中注意力瞄准别人时翻过空地周围的矮墙逃跑了。一个人在临刑前还如此机灵敏捷,使行刑的日兵也不禁为之瞠目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