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年抗战中的鲁迅
    鲁迅的抗日救亡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言行之中,而且在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过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1937年10月19日,许广平在《救亡日报》上发表了《纪念鲁迅与抗日战争》一文,总结了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方法:“他告诉我们要有毅力,空口喊冤没有用处,要反抗,复仇;这反抗须坚决持久,战线扩大,添造战士,敌人是怯的,不足畏,我们应该注意民力,不要讲面子……”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民族解放战争的角度阐发鲁迅思想的文章还有很多,如胡愈之的《鲁迅——民族革命的伟大斗士》,许杰的《悼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鲁迅先生生前救亡主张》,汉夫的《鲁迅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宣传大纲》,郭沫若的《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艾思奇的《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聂绀弩的《鲁迅——思想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倡导者》,等等。这些文章,均已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辑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可以参看。此外,1937年12月,上海战时出版社还专门编选了一本《鲁迅与抗日战争》,内收冯雪峰等撰写的文章共三十篇,如《鲁迅先生大病时的重要意见》、《鲁迅与民族统一战线》等,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在八年抗战期间,各地都还举行过不同规模的鲁迅纪念活动,广泛宣传了鲁迅的抗日救亡主张。比如,1940年10月19日,陪都重庆召开了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冯玉祥将军致开会词,他说,鲁迅“老早在主张‘团结抗日’,当时还很有些人认为不可,但是他,用了他的口、他的笔,坚持了这样的主张”。他从鲁迅的文化遗产中提练了三个字:“真”“硬”“韧”,并号召:“我们要以这三个字来做我们的兵器,再加上我们自力更生,我相信我们的抗战一定能得到胜利的。”在当天文艺界抗敌协会举行的聚餐晚会上,周恩来发表了讲演。他概括了鲁迅一生的四大特点:一、律已严;二、认敌清;三、交友厚;四、嫉恶如仇。周恩来说:“鲁迅先生可以说是我们文艺界最优秀的战略家。我们今天的团结,也正是说明了认清我们唯一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在延安,不仅举行过纪念的鲁迅活动,而且成立了鲁迅研究会,出版了有关书刊。延安鲁艺更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特别应该提及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多次给予鲁迅以崇高评价,更扩大了鲁迅思想的影响和鲁迅作品的传播。在我看来,鲁迅的著作跟《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救亡文艺一样,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强大的鼓舞士气的作用。
    五、鲁迅的留日体验及其日本观
    鲁迅是21岁那年东渡日本的,28岁才辍学归国。可以说,他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期正是在日本度过的。当时,一般中国留日学生的心态是既恨日本又学日本,即“留日反日”。“恨”的是日本从甲午战争之后对中国日甚一日的侵略,“学”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强国经验。通过蜜蜂采蜜式的广采博取,鲁迅在日本更为完备地吸纳了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形成了他中西合璧式的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但是,鲁迅在日本也备尝了身为弱国国民的悲愤:在街上他不时听到将中国人称为“锵锵波子”(中国佬)的轻蔑之声,在校内他仅仅因为成绩中等而被那些将中国人视为“低能儿”的同学非法检查讲义,在新闻图片上他看到中国人因被迫充当俄国人的奸细而被日本兵砍头……这些接二连三的刺激又使他实现了“弃医从文”的人生转折。如果说,近代日本的侵略行为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那对鲁迅而言,还多了一种文学救国意识。
    在研究日本兴国经验时,鲁迅发现中国型的文明跟日本型的文明有着很大区别。相对而言,日本人的历史没有中国悠久,因而传统少,禁忌少,遇到外来先进文明容易转型,没有中国那种僵化、保守的弊病。日本的文化先取法于汉学,后来取法于兰学。在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日本人又能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与择取眼光。比如,日本人刑法中没有“凌迟”(零刀碎割,使犯人痛苦而死),宫廷中没有“太监”(被阉割的男役),女性也从不缠足。这就说明在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日本人剔除了其中的糟粕,丝毫没有“全盘汉化”。有些中国人鄙薄日本人的理由之一,是觉得日本人只会模仿而缺乏创造。鲁迅则认为,创造固然是优点,但模仿并不是缺点,如果会模仿又加上创造,日本人的文化将会更加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