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哲学的热潮、文学的勃兴和经济学的兴旺相比，近年史学进展的步子不是很大，未免相形见绌。许多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年青的一代，认为历史学面临着一场危机。并且提出这一危机的根源是研究方法的陈旧。这是一种有价值的观点。然而，我感到史学的改革如果仅仅注目于方法论的革新，必然会带来某种片面和失误。以笔者所见，我国历史研究思维模式的落后，当是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
    近代以来，欧洲各国的自然科学有了巨大的进展，这一进展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无可置疑的影响。在历史学领域，自然科学的影响通过孔德和巴克尔的实证主义而实现。实证主义史学强调历史事实的可靠和真实，提倡运用档案材料，进行严格的史料考证工作。显然，实证主义史学的主要努力是放在恢复历史古老面貌的工作上，因此，尽管十九世纪欧洲史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但在历史观念的进展方面，其成就则微不足道。甚至，实证主义史学家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的作法，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反感。
    这种反感和不满主要来自于德国历史主义思想学派，其代表人物是狄尔泰、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因此，当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口号时，狄尔泰等人重申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强调历史学对象个别性的论点得到了高扬，并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史学领域的主导思想之一。但是，应该指出，历史主义思想家并没能解决历史学中过去与现实的矛盾，克罗齐的口号也只是要求人们一代又一代地重写历史，而且历史主义还有一个后果就是沉溺于历史相对论，对任何事实都主张历史地理解，因而在事实上取消了历史学与现实结合的途径，这无疑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年鉴学派为首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以他们有效的工作，为当代史学的进程开辟了新的道路。其特征“就在于它的目标不是为了推行某种新教条或新哲学，而是要求一种新态度和新方法。它不是把历史学家限制在某种严格的理论框框中，而是开拓了新的视野”。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方法”、“新态度”或者“新视野”呢？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新唯心主义（指历史主义——引者）的肥皂泡一旦被戳破——尤其是一旦明确历史学家运用传统的描述性叙述方法叙述个别和独特的事件，并不是他们的资料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逻辑必然性，而是一种自愿的选择，那么，历史学的眼光和历史学家的工作应当对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推动力作出更加有效的反应，这样，新的道路便拓开了”。这可真是意味深长，值得玩味，反映了当代史学的思想特征。
    如所周知，当代西方史学在研究领域、研究手段和方法上都比以前大大进步了。以方法论为特征的史学流派，如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口述史学等层出不穷。这从表面上看，似乎可理解为自然科学的巨大影响所至，实际上恰好相反，至少是大可怀疑的。如果没有本世纪以来的历史观念的大幅度更新，如果没有历史学家的自愿的选择，情况决不是这样。因此，上述新的思想特征的意义就在于，历史学应该、而且必须获得自主性。唯其如此，才可谈论借鉴和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成果。
    事实上，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表明，自然事物也并不是精确无比，有严格的因果规律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了结合的可能。可以这样说，从历史学向自然科学靠拢到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从妄自菲薄到为“我”所用，正是这样的观念变革才导致了西方史学目前流派纷呈，方法多样的局面。
    应该承认，目前我国史学工作者呼吁引进自然科学方法，仍有一种抬高自然科学，小视历史学的自卑心理。因此，如何扭转这一心理，在理论创新上、在观念变革上花功夫，十分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