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略》是郑樵所着《通志》一书中的精华部分。《通志》全书共二百卷，由纪、谱、略、世家、列传、载记等六种形式组成。略分二十篇，五十二卷，通称《通志二十略》，简称为《通志略》。郑樵于史书编撰力主博通之论，《通志》即其所撰之通史。其书除二十略之外，皆为隋以前各史书之粗略综合，惟二十略有其独到之处，在体例方面，与其前杜佑之《通典》及其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相近，世人还有《三通》之称，在史书编撰中，与纪传、编年二体可鼎立而三。
    郑樵字渔仲，福建莆田人，卜居县内之夹漈山，学者尊称为夹漈先生。生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卒于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享年五十九岁。《宋史》卷436有传。其为学颇有认真求实之精神，自述其为学经过云：“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结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忽忽三十年，不与人间流通事，所以古今之书稍经耳目，百家之学粗识门庭。”（《夹漈遗稿》卷中《献皇帝书》）《宋史》本传也说他：“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因其专心于治学，不乐仕进，在史学方面又提出广博与会通的重要理论，不同于世俗的见解，所以他的书着成后，献给朝廷，虽有人推荐，并得到宋高宗召见，而排挤他的人更多，终身未任高官显职，身后也多受讥贬。直到清朝中叶，才有章学诚写出《申郑》、《答客问》等文，指出他的主要成就在发凡起例，非一般人所能及。民国年间，顾颉刚作《郑樵卷》与《郑樵着述考》二文，更阐明了郑樵的重要学术成就，其学术地位方为世人所肯定。今就《通志·总序》及二十略之要点，略论郑氏之学术成就。
    《通志·总序》是一篇极好的史学论文，起首即说：“百川异趣，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谣之中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各种学问包括史学，必须会通，是郑樵的重要学术理论。因此对于用通史体着书的司马迁评价很高，对于用断代史体着书的班固便力加贬抑，用词或不免于偏激，如称：“班固者，深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于司马迁亦感有所不足：“大着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局蹐于七八种书。所以为迁恨者，博不足也。”又称：“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所以为迁恨者，雅不足也。”
    这些评语失之于偏，无待详论，但与会通博雅之主旨相衡，自有本末之分。而后人显其正大之主旨不论，惟就其偏失之言攻之不已。如马端临云：“郑氏此书名之曰《通志》，其该括甚大，卷首序论讥诋前人，高自称许，盖自以为无复遗憾矣。然夷考其书，……天文、地理、器服则失之太简，如古人器服之制度至详，今止蹲垒一二而谓之《器服略》，可乎？若礼及职官、选举、刑罚、食货五者，则古今经制甚繁，沿革不一。……今《通志》此五略，天宝以前则尽写《通典》全文，略无增损，天宝以后则竞不复陆续。又以《通典》细注称为已意附其旁，而亦无所发明。疏略如此，乃自谓‘虽本前人之典而亦非诸史之文’，不亦证手！夹漈讥司马子长全用旧文，间以俚语，采摭未备，笔削不遑；又讥班孟坚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自高祖至武帝七世，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至其所自为书，则不堪检点如此，然则着述岂易言哉！”（《文献通考·经籍考》卷28）《四库提要》即本此意，于各略摘列其疏漏处数例而作断言：“盖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樵恃其该洽，睥睨一世，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卷50）周中系则云：“两宋三百余年，未有如樵之大言欺人者。世徒震于三通之名，方将奔走郑樵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其实樵之于杜、马两家，如猪之于龙，何堪鼎立！故用其序文句法论之，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郑堂读书记》卷18）这些评论的话，憔斤斤计较于词句之末，而不及郑氏为学之本旨，自为有识之士所不取。
    章学诚云：“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君子于斯有取焉。”所谓独断之学即具有别识心裁之着作。又说：“今之学者，凡遇古人独断之着述，于意有不惬，嚣然纷起而攻之，亦见其好议论而不求成功矣。”（并见《文史通义·答客问中》）特称郑氏：“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文史通义·申郑》）章氏确能指出郑樵为学之主旨，并说明其多受攻击之原因。顾颉刚说：“郑樵的真学问，原不在精上，也不在博上，在‘部伍’与‘核突’的两个方法上。……考据家见不到他的实学问是如何的，更见不到整个的学问领域是怎样大的，只会搞了零碎的事实去比长较短，那得不由他们寻出了几个漏洞！漏洞寻出了，方法永看不见，而郑樵逢到古人不合处不肯留一点余地，又最犯他们的忌，于是他就为众恶所归了。”（《郑樵传》）这几句话讲得更为透彻。郑樵确为古代一位值得尊重和发扬的学者，如对于汉唐以来把持学术正统地位的经传注疏，他极坦率地说：“如《论语》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无笺注，人岂不识！《孟子》所谓‘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无笺注，人岂不识！《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无笺注，人岂不识！此皆义理之言，可详而知，无待注释。有注释则人必生疑，疑则曰：‘此语不徒然也。’乃舍经之言而泥注解之言，或者复舍注解之意而泥己之意以为经意，故去经愈远。”（《尔雅注序》）郑樵之务实精神于此可见。又如他说：“诗主于声，不在于义。犹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其辞义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礼失则求诸野，正为此也。”（《乐略·正声序论》）寥寥数语，道破《诗经》之本质，在卫道者心目中，自然视为“邪说”了。而一向尊为标准释义的毛传、卫序、郑笺、孔疏，都被归结为一个“失”字，可见其绝不盲从经师谬说与自信心之强。
    郑樵自称：“山林三十年，着书千卷。”（《夹漈遗稿》卷下《上宰相书》）可知其着书之富，但除《通志》二百卷为全帙，又《尔雅注》及《夹漈遗稿》等不完全之篇卷外，都已失传。而《通志》一书为其晚年所着。绍兴二十九年他写的《上宰相书》中说：“今年料理文字，明年修书（即按，《通志》）。若无病不死，笔札不乏，远则五年，近则三年，可以成书。”实际上到三十一年就全书告成了，同年内他也死了。修书的时间，连准备阶段在内也不足三年，幸而他的基础深厚，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写出这样一部大书来，如《氏族略》是从《氏族志》节录而来，《艺文略》是从《群书会记》删汰而成。不过无论如何，成书是比较仓卒的，因而存在不少漏洞，实不足为怪，这是我们需要特别理解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