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不过是首相这变化多端的态度在当今的牺牲品。
    在回顾我过去的政治表现和论战史之前，最好先回顾一下我的经历。
    1915年，我作为《意大利人民报》的流动编辑参加了最活跃的介入主义委员会。战争结束后，从1919年初至1923年10月，我一直担任《意大利人民报》名声仅次于墨索里尼的政治编辑。
    1919年，我成为“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第一个中央委员会成员。1919年9月，在佛罗伦萨代表大会上，我再次当选为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11月16日大选失败后，我根据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提名被任命为米兰法西斯组织的政治书记。1920年5日，我被任命为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的政治副书记，由于帕塞拉很少到职，我成了实际上的书记。
    1921年大选，我成为米兰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随后同卢西尼奥利一起领导全意大利的斗争，那时我的身份是副书记。
    1921年8、9月间，我因对法西斯的暴力行为有不同意见而辞去法西斯副书记职务。《意大利人民报》和所有反对党报纸都可以证明我的不同意见，因为它们都刊登了我的辞职书。
    由于我的这一大胆行动，从这年秋到1922年春我流亡国外。3月，我恢复了《意大利人民报》政治编辑一职，从此名声大振，因为我主编墨索里尼以前主编的《射击场》专栏，然后又先后主编《铬奖章》、《争呜》等栏目，并撰写社论。我还在墨索里尼的赞同下恢复了米兰法西斯组织政治书记一职，一直到向罗马进军，我始终处于如1922年7月总罢工和8月反罢工等尖锐的政治斗争中。
    1922年10月的战役胜利结束后，墨索里尼令我同他一起到罗马，先是任命我为他的政治秘书，后来担任首相府新闻办公室主任。
    这以后不久，又派我到米兰为行政斗争做准备。此后，我一直坚持我所奉行的温和与宽容的准则。在经普选当选为市顾问后，我又被各个方面指定为市长。我当时以能力不胜任为由加以谢绝，后来墨索里尼从洛桑回国后不顾我一再反对，执意任命我为市长。
    1923年2月，我被提名为第四号首领（一号墨索里尼，二号克雷莫内西，三比昂基）。1923年夏天，根据首相经阿切尔博转给泰奥菲洛·罗西的建议，我被任命为意大利市镇联盟副主席。
    在党发生危机和比昂基辞职（1923年10月）后，墨索里尼令大委员会任命我为国家法西斯党副主席。1924年3月， 米兰的法西斯主义者们拥我为墨索里尼之后的伦巴底地区候选人。随后，为了搞好选举，我又接受了卢卡的法西斯主义者让我作为他们的候选人的要求。后因墨索里尼多次强调需要在议会外保存力量，以适应那场最著名的法西斯革命的最新发展的需要，我放弃了这两个候选资格。
    今年5月，大委员会再次任命我为四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
    这就是我的经历。我讲述我的经历只是为了说明不能把我看成是一个普普通通、不负责任和没有威信的战斗成员。
    即然现在法西斯的党、政府和新闻机构一致指责我组织了从罗马进军起至今的各种暴力和非法活动，那么我就要证明这一切同我作为一个温和的机会主义政治家的表现是亳不相容的。在此之前，首先我要说明：所发生的这一切要么是领袖直接授意的，或是经他同意的；要么是同他合谋进行的。棒打阿门多拉就是墨索里尼命令德·博诺干的，是由巴尔博根据墨索里尼的建议组织的；袭击福尔尼是墨索里尼一怒之下命令我同琼塔一起组织的；在尼蒂住宅周围的示威和最近对反对党的示威是墨索里尼命令福斯基干的；墨索里尼还向四人领导小组建议惩罚拉瓦佐洛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命令马吉捣毁在布里安扎的天主教俱乐部，事后还津津乐道地向我讲述此事。此外，法西斯指挥部每天都接到根据墨索里尼的指示发出的命令，要他们向地方法西斯发送在《共和之声报》、《前进报》和《自由公正报》等报上发表著名文章的作者名单，以便对他们进行清洗和打击。我还要提到的是由德·博诺发放假护照，由芬齐出钱派遣杜米尼、沃尔皮、普塔托等去法国为在巴黎被杀的法西斯分子杰里报仇。杜米尼、普塔托和沃尔皮的自由通行证件正是公安总局发给铁路局的。
    除了这些事件之外，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从事非法活动的是领袖的威胁性演讲和他的一些书信。我还记得最近致米兰法西斯组织书记姜保利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