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拉斯特拉·西尼亚的一场法西斯械斗中杀死南乔里尼之后转发给佛罗伦萨法西斯分子的最富威胁性的那封信，信中说对政敌只能使用子弹。
    首相的论战活动的其它具体表现有沃尔塔通讯社的评论。这是他亲手写的最好斗的评论。原稿都已无法找到，因为墨索里尼把原稿一交给我，我就送到打字员那里去打，打完后手稿就销毁了。但是，如果政治记者团收集一下沃尔塔通讯社的评论，就很容易发现，出之该社编辑之手的严肃而有分寸的评论与墨索里尼的粗俗而具威胁性的评论的明显不同。
    但是，墨索里尼的活动还不仅仅限于沃尔塔通讯社的评论。《意大利人民报》最富论战性的评论就都出自他的手笔，这一点，只要注意看一看这家报纸就可以知道。不仅如此，《帝国报》还多次登出一眼就能认出是墨索里尼所撰写的粗俗文章，例如有一篇指责《意大利日报》的文章就是如此。
    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墨索里尼那粗暴、优雅兼而有之、同时又极善变的为人的。在具体叙述之前，有必要先看看笔者在这种环境中是总是唯命是从呢，还是有时不受他的神经质的感染呢？
    为了说明我确实不是一个推行强硬和威胁政策的人，我将在适当时候根据具体情况引述下述先生的话为我作证，他们是：前大臣卡瓦佐尼和德·卡皮佐尼，那不勒斯市行政长官达达莫，巴尔齐拉伊议员，尼帕（人民党）议员，德洛·斯巴尔巴议员，米兰的实业家扎尔博尼，诺瓦拉市行政长官加斯蒂，比萨市行政长官马林韦尔尼和罗西，行政长官马焦托将军，奥兰多阁下……
    我重申，上述这些先生将分别为我作证，推翻对我的指责，这就是所谓我对盲目使用暴力阻碍恢复秩序、阻碍一个在全国具有广泛基础的政权的巩固的责任。
    真正妨碍实现墨索里尼经常、特别是在议会投票的时候含糊其辞地提到的合作与安定之目标的，正是他那好斗和残忍的性格和对罗马进军半途而终的不满。
    为了更好地说明首相自己保持并让我们也保持的疑神疑鬼的状态，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那就是一天早晨，他在阅读完一封截获的克雷莫纳市的一个家庭向邓南遮致意的电报后，命令向法里纳齐发电报，要他惩罚拍发上述那份电报的人。
    扣押和杀害马泰奥蒂的事件就是在这样一种仇恨和恐惧的气氛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这自然是国家的一个政治罪行。
    就马泰奥蒂事件而言，我毫无直接和具体责任，因为在此四十多天以前，我就由于杜米尼对我的粗暴做法而中断了同他的关系，关于这一点齐亚诺阁下、努奇骑士和瓜尔迪铁路工程师可为我作证。难道我会让一个我已同其断绝来往的人组织暗杀马泰奥蒂的行动吗？
    我再见到杜米尼是星期四上午了，那是在法庭上，他同马里内利在一起。我到那儿是为了接受免除帕塞拉的起诉。我同杜米尼谈了几句，那是不得已。因为我已经答应他，由于他作为士兵和法西斯主义者立过功，除了齐亚诺和瓜尔迪以外我不再向别人提起他的粗暴。
    杜米尼从未在新闻办公室工作过。他常到新闻办公室来，但由于他总给其他官员、特别是我的特别秘书努奇带来麻烦，我很不愿意他来。
    我从不认识维奥拉，也没有听说过他。说什么杜来尼、沃尔皮、菲利佩利和罗西四人之间通信往来甚为频繁，这简直是莫名其妙。我的全部通信现在仍然都在维米纳莱，除了一封给米兰“勇士团”的信外，没有一封提到过沃尔皮。
    我是曾给过杜米尼几百里拉，但次数极为有限，而且是因为我不知道他参加的这么多调查是由（法西斯）党、具体是由巴斯蒂亚尼尼安排的。我这不是给工资，他并不是我的属员、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常常派他干一些事，对普塔托也是如此。
    如果我是暗杀马泰奥蒂的组织者，那么在星期六取得政治斗争和议会斗争的胜利之后，我就会阻止暗杀计划的实施。因为在胜利的情况下，哪怕是稍微有所动作，如扣押、清洗等，就会给反对党以可乘之机，我还不至于愚蠢到连这点都不懂的地步。首相在接受我的辞职时，还再次谈到了我的政治修养。
    袭击米苏里和福尔尼我是参予了的，但不是主要负责人。袭击阿门多拉，我则毫无干系。
    我是从报纸--我记得是《小报》--得知这一消息的，我当时还从我的办公室给德·博诺打电话询问此事。从他对我含糊其辞的回答来判断，我明白这是一起私下密谋的国家袭击。下午我好奇地到德·博诺的房间去询问。他对我说，是那些蠢货干的。他告诉我组织者是罗马义勇军执政官坎代洛里。然后，我问他当时在米兰家中过圣诞节的首相有何感想。德·博诺是这么回答我的：“最初他（墨索里尼）在电话上显得愤怒不已，显然他旁边有人。但是他后来给我挂了一个直通电话，在询问了其它细节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早饭吃得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