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变革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基础理论的导向，改革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其进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短期行为”。当前我国理论界的情况同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改革事业相比，是很不相称的。正如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多年，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仍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有位先生把这概括为“政治学的幼稚，经济学的混乱，哲学的贫困，史学的危机”，话虽尖刻，却不无一定道理。与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比较，同现实存在“时空间隔”的历史学，似乎在与改革相联系的理论研究中更处于落后境地，以至史学界有人感叹道：“历史学正面临时代的挑战，在历史性的社会大变革面前，历史学家发现自己在怎样为社会变革服务的问题上一筹莫展”。
    但是，且慢作这样的结论。
    自古以来，我国史学就有着强烈的经世济用的功能。“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作史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仅仅从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名称来看，就明明白白的显示了史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功能。
    且不说历史学有考实运虚，鉴往知来的认识的作用；
    ……
    且不说历史学有“记功思过、彰善贬恶”“申以劝械，树之风声”的社会教育作用；
    且不说历史学有启迪思想、增加智慧的知识教育作用；
    ……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历史学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尤其在当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所发挥的功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总结我们的历史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苏联当前正轰轰烈烈展开的以史界革命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很值得深思。历史学充分显示了它在揭示旧体制弊端、总结历史经验、预示改革方向的巨大作用。
    改革是对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猛烈冲击。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必然触及各阶层的利益，造成社会的强烈反映。其中有由于丧失了特权地位的官僚阶层的抵制，也有部分群众出于对旧体制下大锅饭的依恋心理上对变革产生的阻碍。加上改革这一新事物所必不可免伴随的措施不完备、不配套而形成的新、旧体制过渡的短暂混乱，使得改革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充满了新与旧、革新与保守、甚至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波兰价格改革方案未获公民投票通过，中国在工资、物价改革方案出台前的社会震荡心理即是反映。苏联保守势力在报刊上竟公然要求恢复“铁腕”——即恢复高度集权的旧管理体制。改革面临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
    所有这一切和旧体制还残存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例如，在苏联，苏共领导就承认当前苏联社会面临的问题，阻碍社会发展的阻碍机制就与“我们从个人崇拜时期和停滞时期得到的遗产密切相关”。因此，进一步揭露和批判旧体制的弊端是理解改革、深化改革的前提。所谓阻碍机制，是指僵化的经济形式、陈腐的政治制度、无效的领导方法的总和，它从30年代产生到70年代最终形成。尽管政治、经济、哲学等各个学科都从各自的角度剖析了阻碍机制的实质，但由于它广泛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精神生活和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涉及国际关系及共产党自身发展、范围内各种停滞、消极现象和发展过程，前后历经几十年，只有把“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才能“更清楚地看到阻碍机制这种概念所包含的各种现象的根源”。所以，当前苏联不仅是史学家、包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老百姓空前规模卷入了一场关于重新评价苏联历史问题的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以斯大林模式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是阻碍机制的核心。在斯大林领导下，依靠强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工业化、采用粗放的经济发展手段也曾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主要工业大国，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如何评价这些成就的取得？能否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这是当前苏联改革派和保守势力争论的焦点。
    苏联史学家指出，在了解过去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了解为此成就所采取的手段，以及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为此蒙受的巨大灾难。新发掘的史料揭示了布哈林、李可夫等党的着名领导人和一大批文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外交家无端被害的真相。随着苏联最高法院为30年代的冤假错案进一步全面平反，人们对斯大林在政治生活中滥用权力、破坏法制、残杀无辜、排斥异己的罪行有了更深的认识；当苏联史学家以确凿的史实证明了斯大林对战争发生时间的判断失误、造成战争初期苏联全线的大溃败，以及在部分战役中指挥失策的事实后，笼罩在其头上卫国战争中的“天才的领袖”的神圣光圈也就不那么耀眼了。当年斯大林正是靠搞思想上的“个人崇拜”，政治上的高压手段，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性压低到最小限度，使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徒具其形。对这种社会主义，现在的苏共领导称之为“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部分史学家则直言不讳地认为它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而是“斯大林个人专权制”。当然，关于这些判断正确与否还存在各种争议。这也并非本文要谈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比较起赫鲁晓夫时期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仅仅归之于个人品质这一点来说，通过对历史的重新评价，已经比较深入地触及到阻碍机制的政治实质，从而预示了民主化、公开性将成为当前苏联改革中亟待解决的最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