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人，但古往今来，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留芳遗臭、默默作为的，绝没有孤立的个人。从七千年前茹毛饮血、风餐露宿，活跃在西安半坡浐河东岸的仰韶居民，到今天千里迢迢、奔赴太空探索宇宙的宇航员，无不身系于一定的团体、组织之中。群体的力量胜于个体。在复杂而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单枪匹马的个体只会四处碰壁，为社会所排挤、淘汰。以某种共同性为基础，个体之间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形成不同性质的群体，并以各种团体、组织为外部表现方式，跻身社会，干涉现实。这是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途径。
    中世纪的西欧，庄园与教会及农村公社是封建制度下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每一社会成员皆被圈划进不同的组织之中。封建社会的中国，村社、门阀，尤其是宋代以后普遍建立健全的宗族，构成封建政权下基本的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社会结构及组织功能的重大区别：西欧——教会与庄园分别作为容纳社会个体的精神群体和经济、政治群体；中国——宗族一身二任，同时具有群体的精神与物质两种功能。所有这些，又使得东西方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各具特点。
    一
    公元8世纪上半期，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实权派查理·马特实行采邑制改革，改变过去国王无条件赏赐教会和世俗贵族土地的旧方法，代之以新的有条件的采邑分封。9世纪，采邑制的内容出现两个重大变革。首先是采邑逐渐转化为世袭领地。受封领主死后，由其生前所指定的继承人占有领地，而不是交还封主重新分封。其次是国王被迫推行“特恩权”，承认领主在自己所辖地区内享有政治、司法权。封建主在其领地内把政治统治权与土地占有权合而为一，封建割据加强，中央王权被削弱。
    与采邑制紧密相联的是庄园制。封建主以庄园作为自己辖地内的基本组织形式。一方面，它是基本的经济单位，封建领主委派自己的管家，以庄园为单位，具体地管理农业生产和手工劳作。庄园内部，领主的自营地与农奴的份地按比例存在。庄园管家主持生产，监督劳动，并在庄园上设仓库、马厩、喂养牲畜，兴修水利等。自营地收获也以庄园为单位，由管家上交给领主，或者就地贮存，供领主来庄园时消费。另一方面，庄园又是基本的政治单位。当时西欧各国，王权式微，司法混乱。法兰克时，握有实权的伯爵主持地方法庭，9世纪后，加洛林王朝衰落， 领主势力日盛。国王推行特恩权，将一些司法权赐给封建领主，地方割据的司法制度确立。领主在自己的辖地内，以庄园为司法单位，设立庄园法庭，主持对庄园内部纠纷以及庄园与庄园冲突的处理。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机体内部不同的组织和器官担负着不同的功能，以维持有机体的存续。哲学家把世界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大部分，社会学家则把社会组织的基本功能划分为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具有经济和政治二重性格的庄园，构成中世纪西欧社会的物质单位，实现社会有机体的物质功能。①而其精神功能则由声名显赫、势力巨大的基督教教会承担。
    5世纪日耳曼人入侵，摧毁了古罗马帝国， 灿烂辉煌的罗马文化也在日耳曼骑兵方阵杂乱的铁蹄下碾得粉碎。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大幅度下降，乡间居民更是孤陋寡闻、愚昧无知。而基督教会却奇迹般地被保留，并成为中世纪文化知识的垄断者。与封建等级制相对应，教会有自己的教阶制。教皇、大主教、主教、神甫等，构成严密的精神统治系统。即使是最小的乡村，也设教堂、置教士，布经讲道，宣传教义。参加教会活动成为人们寻求精神寄托、提高文化素养的唯一途径。
    庄园与教会是中世纪西欧基本的社会组织。大部分农民皆同时成为这两个组织的成员。一方面，王权衰弱，拥有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得不到国家法律和王权的保护，而封建领主又恃强尚武，互相征战不息。自由农处于多股领主势力的倾轧绞杀中，不得不投靠某一领主，寻求“保护”。其条件是交出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再以佃农身份将土地租回耕种，并交付地租，履行义务，成为领主庄园一分子。与这种佃农同时存在的是大批农奴。农奴身系于土地，人身自由受限制，没有独立的人格，随土地被分封给领主，是领主庄园的当然成员。庄园的所有成员接受领主统治，服从庄园法庭的审判和仲裁。另一方面，中世纪文化是彻底的基督教文化，哲学、文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都匍伏在神的脚下。浓厚而单一的宗教意识充斥于人们的头脑。做礼拜、唱圣歌、参加各种宗教仪式，成为人们主要的社会文化活动。庄园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实现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教会则从思想上钳制农民。两个组织、两种职能，却又殊途同归，共同维护着封建秩序。
    二
    古老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人类文明史上的灿烂篇章。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既是生产力发展、皇朝更替的历史，也是各种社会组织的演变史。
    封建社会，总是伴随着连年不断的社会动乱。割据战争、农民起义、自然灾害等，走马灯似地折腾着社会。独家经营的个体小农无力应付变幻莫测的世界，希望置身于某个群体，以求得精神寄托和实际帮助。皇权主义思想是中国农民群体意识的第一表现形式。他们希望有一个强盛、统一的皇权，自己则作为温顺服从的良民，获取皇权对自己生命与财产的保护，同时也形成自己精神上的依赖。然而，天高皇帝远，“真龙天子”对百万小民的直接“保护”毕竟是微乎其微。如果遇上战乱，皇帝及其官吏更是自顾不暇。因此，除了皇权之外，农民还需要另外的精神寄托和物质依赖，需要置身于一个近在眼前的群体之中。
    西汉文景之治，轻徭薄赋，获利者首先是地主阶级。南阳大地主利用逐渐形成的豪强势力，夺取政权，建立东汉。各地豪强地主纷纷建立田庄，收容自己的同姓宗亲。一些破产农民和无业流民也寄身田庄，接受剥削，成为豪强地主的宾客、部曲。魏晋南朝，豪强势力继续扩张，占夺流民，隐匿私民，整个社会的部曲、佃客和奴婢的数量猛增。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又推波助澜，出现一大批门阀世族。北朝异族入侵，十六国混战，一些汉族大地主聚族而居，割据一方，扩田庄，筑坞壁，收容同姓宗亲及其他部曲佃客。北魏统治者因势而治，承认坞壁统治的合法性，确立“宗主督护制”。大批国家编民脱离户籍，改投宗主门下，成为私属私民。隋唐两代，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制度上有诸多变革。隋废九品中正制，开科取仕，堵绝了产生门阀士族的一条主要道路。唐中后期，中央政府注意压抑、打击豪族地主势力，破坞壁，毁田庄。唐末农民起义、藩镇割据，五代时小国征战，整个社会再次陷入极度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