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封建时代，东西方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各自社会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世纪西欧，政权与教权若即若离，各自独立，又企图控制对方。在维持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总的原则上，二者目标一致。但在具体的行动中，双方又矛盾重重。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发布“米兰敕令”，确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进入封建社会。基督教又改头换面，服务于封建政权，同时也不断发展自身势力。8世纪时，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把意大利中部领土送给教皇，奠定了教皇领地的基础。教会势力自成体系，有着自己独立的组织机构，又有广大教徒的支持，逐渐形成与世俗王权相对抗的力量，11世纪后半期，王权与教权的冲突进一步白炽化，爆发了着名的“授职权之争”。教皇格里哥利七世主张，教皇的权力为上帝所授，高于一切俗权，不但可以任免主教、修道院长，而且可以废黜世俗政权的国王和皇帝。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则坚持王权高于教权，宗教职务只能由皇帝任命。亨利四世宣布废黜教皇，格里哥利则宣布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各地封建主乘机作乱，整个国家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斗争相持半个世纪，12世纪初，双方订立“窝姆斯协定”，互相妥协。12世纪末，教会势力再度强大，教皇英诺森三世在西欧纵横捭阖，干预世俗政权，控制皇帝国王，教会势力达鼎盛。
    基督教会独占中世纪西欧的精神世界，使得世俗政权在巩固自己地位、扩大自己势力方面受到诸多掣肘。中央政权及庄园仅仅作为经济实体而存在，国王与领主都缺少对属民直接的精神束缚。庄园小农一身二属，经济上依赖庄园，政治上服从领主，但在精神上则是教会的附属物。世俗社会缺少精神色彩的点缀，王权、领主权没有教权直接而协调的辅助，造成政权微弱，难以形成统一而强有力的权力系统。再加上城市自治、异端蜂起、十字军东征等，中世纪西欧社会处于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混乱状态。
    9—13世纪是西欧庄园制经济的鼎盛时期，适应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庄园成为中世纪社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11世纪以后，商品经济在庄园内部逐渐发展，到14、15世纪，终于突破庄园壁垒的重重限制。适应这种变化，一部分领主也放弃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由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典型的封建租佃制作为生产方式演变的过渡形式，在西欧社会普遍实行。在英国，这种脱离庄园、独家经营的小农经济经过圈地运动等生产方式的掠夺性变革，迅速被商品经济的洪流所吞没。
    整个社会被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折腾得天翻地覆。从职能上说，基督教作为中世纪西欧社会的精神支柱，在这场破旧立新的大变革中，当然应该旗帜鲜明地维护旧秩序，对与其长期共存、同属一个营垒的封建制度给予精神上的支持。但事实却不然。基督教会与封建政权离心离德，动作不协调，眼见着封建制度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殊死的较量，麻木而无表情地袖手一旁。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失去封建精神的支持，缺少鼓动社会的有力武器，在新制度的冲击下，一触即溃。反过来，封建教会失去自己的物质伙伴，孤军奋战，也在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攻下，力量大挫，不得不收缩自身，再也不敢侈想往日的威风。
    政教分离，各个击破，这是西欧封建社会的难逃厄运。社会的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分别由两个互相离异的组织承担，这就很难保证整个社会能有效地维持既定秩序、抵御新生力量的侵袭。生产力提高、社会进步，这是历史的必然。但社会力量不同方式的组合，会使社会具有不同程度的内聚力和排他力，进而能加速或延缓社会进化的过程。西欧封建制彻底崩溃、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体系得以迅速建立，与封建社会精神力量及物质力量的离散性直接相关。而在世界的东方，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情形却大不相同。
    秦始皇统一六国，确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地主阶级就开始寻找适当的精神武器。秦始皇崇尚严刑寡恩的法家思想，汉初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哲学，汉武帝时正式确认儒家学说为官方正统思想。统治阶级双管齐下，使儒家思想迅速向整个社会渗透。一方面，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改造国家上层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各种制度。另一方面，以古老的民间传统意识为基础，结合某些行政措施，让儒家思想深入到下层民间，使信奉、宣传儒家思想成为社会基层组织的重要任务。秦汉设三老，专掌教化。西汉时，由察举制产生的门生故吏集团自我标榜廉洁、仁孝；东汉末形成的门阀世家也自称以儒经立世。宋代以后形成的宗族更是紧密结合物质职能和精神职能，强化进行理学说教，以精神约束维系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社会基本单位一身二任，一组织双功能，由自身稳定达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封建政权也较为巩固。
    封建制后期，生产力的进步推动生产关系的某些变革，商品经济有所发展。明代中叶，东南地区形成自发的资本主义萌芽。然而，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遍地林立的宗族具有极强的内聚力和排他力。宗族内部，伦理宣传和道德说教支持着现实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同时又从物质方面强化这种精神职能。二者互相支持，高度统一，共同维护着封建秩序。每一社会个体通过不同形式被约束进具有双重功能的社会组织之中，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游离成分微乎其微。重农轻商，崇本抑末，几乎在每一宗族的族规宗训中皆有明文规定。能否安守本业、侍奉高堂，成为宗族乡里品评善、恶、贤、不肖的重要标准。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资本主义势力始终未能突破宗族营垒。实际上，直至清末民国时期，宗族组织、乃至整个农村社会对外来经济、外来文化仍具有极强的排斥力量。
    庄园与教会作为西欧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分别担负社会的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二者既有总目标下的互相配合，又有具体行动中的不协调，甚至互相抗衡。松散的社会结构，分离的组织功能，使得整个社会比较脆弱。在资本主义的强大攻势下，一触即溃，迅速被其取代。在中国，豪族、门阀，尤其是宋以后的宗族，作为社会基本的组织细胞，一身二任，兼有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宗族内部，这两种功能互相支持，协调行动，具有极强的内聚力和排他力。宗族自身的稳定，促成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封建制度自我强化，顽强地抵御各种异己力量的不断冲击，奇迹般地把自己的生命延伸到20世纪现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