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有大效用于人生
    史学的社会作用是什么？对这个问题，以往最普遍、 最流行的答案有六点：（1）为世人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2）进行爱国主义教育；（3）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4）为现实政治决策提供历史依据；（5）为人们提供历史知识；（6）启迪人们的智慧。笔者认为，史学界的这一传统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那么，史学的社会作用究竟是什么呢？史学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在它有益于人生上。
    人类一切认识活动的目的是要认识人自身，在各门社会科学中，“人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史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更应该成为“一门总体人学”。①因为，史学是关于历史的学部，而历史与人密切相连。首先，有了人，才有了人类历史。自然界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但如果没有人参与其间，这个“过程”就不算历史过程，单纯的“自然并没有历史”。②现在的一些《史学概论》（如赵吉惠的）在讲到“历史”一词的含义时，往往煞有介事地把历史划分为两大类：狭义的历史（人类史）和广义的历史（包括自然史）。这完全是无聊之举。事实上，“自然史”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概念，完全是人们凭空虚拟出来的。因为，所谓的“自然史”“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历史”，“它所服从的法则和唯一的历史的法则是大不相同的”。③没有人参与其间的“纯粹自然界”是没有任何历史性可言的。④其次，所谓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延生的过程”。⑤都是“由个人活动构成”⑥；“历史什么事情也没做”，它“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⑦离开了人的活动，历史就不成为历史了。正因为人与历史有这样密切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才以人为尺度，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⑧以往人们只注意经典作家关于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而只字不提他们关于以人的依赖性、独立性、自由个性为标志的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笔者认为，这是我国理论界在社会形态研究中的重大失误。其实，经典作家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划分，较之五种社会的划分，更为合理，更为科学，因为它反映了人与历史的密切关系，揭示了历史的中心，体现了历史的本质。理论界不应再对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保持沉默，史学家应该试着以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来重新研究中外历史。
    既然人是历史的出发点，是历史的中心，是历史的主体，那么相应地，人也应是史学的出发点，是史学的中心，是史学的主体。也就是说，史学应把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永恒全题，而在有关人的一切问题中，人生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在史学这门“总体人学”中，人生问题自然应该居于核心地位。但遗憾的是，我国史学界很少有人注意到史学的这一核心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只有李大钊曾经论述过史学与人生的密切关系。⑨在《〈清代通史〉序》中，李大钊说：“史演无已时，即史业无已时。积累代学者之绩业，必能发现足以解释一切史象之法则，而与人生进路以预见之异星，此史学之所以有大效用于人生也”。⑩在《史学要论》中，他又说：“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扬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11）李大钊有关史学与人生的关系的论述还有很多，后面我们还将引用。他的这些论述给了本文作者以很大的启示。
    史学对人生的“效用”——也就是历史对人生的“效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下面我们分别给予具体说明。
    （二）历史使人认识自我
    首先，历史是人们认识自我的钥匙。
    要探讨人生问题，首先必须探讨“人是什么”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人生最首要迫切的问题”。（12）只有认识到了人是什么，才谈得上探讨人们生活的目的、价值、意义等其他人生问题。正因如此，自古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劝诫人们要认识自我。
    那么，如何才能认识自我呢？也就是说，应该到什么地方寻找“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呢？正如西方不少史学家、哲学家所反复指出的，人们只有通过历史才能认识自我，只有在历史中才能搞清人是什么。“对于我们的自我认识来说，没有任何现实比历史更为重要的了。它向我们显示人类最广阔的天地，给我们带来生活所依据的传统内容，指点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现世，解除我们受自己时代所加予的无意识的束缚，教导我们要以人的最崇高的潜力和不朽的创造力出发来看待人”。（13）“没有历史学，我们就会在这个有机体的进展中失去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讨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没有这两个知识来源的话，我们对于人会知道些什么呢？……历史学与诗歌乃是我们认识自我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建筑我们人类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14）
    一些思想家无视人与历史的密切关系，企图在历史之外来认识自我，认识人，结果是白费力气。公元前七世纪到六世纪，希腊伊奥尼亚地区产生了一个唯物主义哲学流派，该派主要代表人物泰勒士、阿那克西曼德等均从人之外的自然界来认识人。在他们自来，人纯粹是一个自然性的存在物。 比如泰勒士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水，认为人是从水而来的，人的生、灭就是水的聚、散。（15）费尔巴哈创立了人本学哲学体系，对人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尽管他也曾注意到人与历史的密切关系，曾说过：“直接从自然界产生的人，只是纯粹自然的本质，而不是人。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16）但是就总体上而言，费尔巴哈在探讨人的问题是，只“强调了人的自然属性”，“他仅仅从生物学、生理学的意义上讲人，”“而未能看到人的社会性、历史性”，（17）未能“从人民群众的历史行动中把握人的社会本质。”（18）正因费尔巴哈、泰勒士等人撇开历史去考察人，所以他们只看到了人的自然性、生物性，没能正确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