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们单靠历史感，即单靠在观念上把自己置于整个历史长河中来获取永生还只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做法的话，那么，通过实际行动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印记来获取永生则是一种更为积极、更为主动的做法。而最值得称道的“印记”莫过于中国古代的“三立”、“四立”说了。春秋时代，鲁国贵族叔孙豹首先提出“三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37）到晚清时，著名思想家魏源于“三立”之外又加了“一立”，成了“四立”：“立德、立功、立言、立节、谓之四不朽。”（38）所谓“立”，就是有所建树，对社会历史有积极的贡献，在历史中打下自己的印记。有了某种“立”，人就会“不朽”，就会“永生”。
    既然只要在观念上把自己置于整个历史长河中，只要用实际行动在历史中打下自己的印记，人就能垂名青史，万古不朽，就能达到永恒，获得永生，怎能说人生是虚无的呢？怎能说人生是一出悲剧呢？死亡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死亡只是生命的终结，而不是人生的尽头。人生并不因死亡而变得虚无。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每一单个人的生命，都汇入了生生不息的人类生命的长河里：每一单个人的事业，都融进了绵绵不断的人类事业的洪流中；每一单个人的存在，都是世代之间联接的中介，都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你方唱罢我登场”。“三立”、“四立”说，即“三不朽”、“四不朽”说告诉我们，“死去原知万事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大江东去，并没有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今将相所留下的，也不只是一堆荒；在千古江山中，还可以寻觅孙权等英雄的足迹。——一切对社会作出贡献，对历史发生影响的人，都将同他们的名声一起，永存于历史之中。
    人生并不虚无。“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培养历史感，在历史中打下自己的印记——“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39）我们应乐观人生，而不应悲观人生。
    （四）科学历史观是科学人生观的基础
    第三，历史可以培养正确的人生观，换句话说，历史观是人生观的基础，没有科学的历史观就没有科学的人生观。
    消除对人生的虚无看法和悲观看法，只是从理论上肯定了人生的意义；要使人生在实践上变得更有意义，还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有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指导人们的生活，才能激励人们在人生旅途中不断奋进。而人生观的培养，同样依赖于历史，依赖于历史观。
    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谈到世界观问题的时候，总要强调“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密切相关的。对世界的总的看法或根本观点，也支配人应该怎样看待现实生活。怎样度过自己一生。……各种不同的人生观，总是受一定的世界观支配和制约的。”（40）我们认为，人生观同世界观固然有一定联系，但二者并不“是密切相关的”。世界观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或根本观点，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总的看法或根本观点，二者之间还缺少一个联系环节。同世界观比起来，历史观与人生观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历史观，就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总的看法或根本观点。很明显，与其说人们是生活在“世界”中，不如说是生活在“社会历史”中。正如科恩所说：“人不是一般地生活‘在世界上’，而是生活在历史的社会关系环境中。”（41）历史与人生更为切近。在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三者当中，历史观起着中介作用，是最重要的一环。一方面，世界观的形成离不开历史观。人类为了生存，面临着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双重任务，实现其中任何一项任务都要在社会实践中进行。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历史活动，因为一切实践活动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社会历史性。（42）所以，包括自然观在内的一般世界观，只有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才能形成。另一方面，人生观的形成也离不开历史观。人们只有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活动中，才能逐渐形成对人生目的、意义的认识；人生观作用的发挥，也只有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才能体现出来。因此，历史观在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世界观通过历史观才能作用于人生观。李泽厚“宇宙（即世界——引者）历史——人生观”这一公式（43）正说明了历史观的重要性。所以，单纯强调“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密切相关的”，人生观“总是受一定的世界观支配和制约的”，而只字不提历史观与人生观的关系，是不妥当的。我们重点应该注意历史观对人生观的影响。
    众所同知，本世纪二十年代前期，我国思想学术界曾发生了一场关于科学、玄学与人生观问题的大论战。为什么当时人们会对人生问题这样倾心呢？这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这场论战首先是由梁启超发起的。1914年至191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使整个世界特别是欧洲大陆交战国遭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19年至1920年间，梁启超游历了战后欧洲，在战后欧洲的所见所闻，深深影响了他的历史观。他欧游归国后发表了《欧游心影录》，宣告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中国人不应追求西方物质文明、科学技术，而应把中国固有文化发扬光大。他说，唯物派的哲学家，崇尚科学，“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否认人类意志自由，使人对善恶不负责任，因而“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造成军阀的争夺，结果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受到极大的祸害。这说明了科学的破产。他认为，这科学的破产也就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生观的破产。（44）很明显，尽管梁启超是把人生问题与科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但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观的破产”，实质上是他的历史观“破产”的结果。除梁启超外，当时还有很多人参加了人生观问题的论战。在论战中比较正确地揭示了人生问题的，是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等人与“科学派”、“玄学派”不同，“他们一开始就跳出‘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这样狭小的论题，而是以社会历史变迁来解释人生观的变迁。”（45）陈独秀说：“不同的历史和环境遂造成个人不同的态度，即不同的人生观”；（46）“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47）科学、玄学与人生观问题的大论战充分证明，历史观对人生观有巨大影响。
    李大钊对历史观对人生观的决定作用也作了充分肯定：“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48）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李大钊认为，从古到今，有四对互相对应的历史观，即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与进步的历史观、个人的历史观（即英雄史观——引者）与社会的历史观、精神的历史观与物质的历史观、神权的历史观与人生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决定历史的是人而不是神——引者）。“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49）旧史观“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新史观则“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50）比如，“进步的历史观”就使我们懂得：历史的发展固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就总体而言，它“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这样就使人们获得了一个进步的历史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就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向前行走”。这就是新的历史观所造成的新的人生观。（51）再如，“社会的历史观”也使人们懂得：“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少数的圣贤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前人以为人们只靠天、靠圣贤豪杰，……因此生逢衰乱的时代，便发出‘昊天不吊’或‘我生不辰’的叹声。在此等叹声中，养成了消极无为的人生观。“现在人们把历史观改变了”，消极无为的人生观“也自然跟着去掉，而此新的历史观却给我们新鲜的勇气，给我们乐观迈进的人生观。”（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