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改革，十年巨变。整个社会生活如此，作为社会科学一个重要门类的历史学也是如此。由于历史学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它的变化进展，以及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当然不会象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和文学艺术等等学科那样直接，那样明显。但是作为时代社会思潮一个侧面的反映，作为帮助人们认识社会、了解国情一条必要的途径，它又是与现实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因此，新时期的开拓者和建设者，越是能够深刻理解现实与历史的联系，做到现实感和历史感的有机统一，越是善于把现状、历史和理论密切联系起来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也就越能更加清醒、更加理智、更加自觉地创造历史。
    十年以来，历史学发生了什么变化，取得了哪些进展，面临着什么问题，兹事体大，一言难尽，更非我力所能及。这里只能就个人的一些直观感受，略述管见。
    学术环境的改善给历史学带来了繁荣
    如果要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十年史学的状况，我想可以这样说：史学研究空前繁荣，而历史学界又不满足于这种繁荣；研究成绩相当显著，而人们又不满足于这些成绩；学术思想非常活跃，而研究者又不满足于这种活跃。这样，历史学界就呈现出一种兴旺感与“危机感”，使命感与“失落感”并存的局面。当前，历史学就是在这种既繁荣又不足，既振奋又困惑的矛盾中探索、开拓、前进。不足和困惑，都是在繁荣和前进中产生的。这恐怕也是改革开放时期所必然产生的现象。
    历史学的繁荣兴旺，也同任何一门学科一样，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学术繁荣的土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是催化繁荣的雨露阳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全面拨乱反正，使得历史学得以摆脱“左”的教条主义的困厄和窒息。历史学工作者厌弃了把历史当作随意摆布的玩偶，充当“配合”各种政治运动、实行各种名目“大批判”工具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误解而产生的把历史简单化、公式化的毛病。历史学家的独立思考和对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代替了过去的“权威”裁判和“舆论一律”。从表面上看，十年来的历史学并没有掀起过“震撼”一时的“风暴”，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没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更不是鸦雀无声和死水一潭。“文化大革命”过后，历史学家们在痛定思痛中反思，在脚踏实地的耕耘中开拓，在冷静沉思中探索。只要稍为留意一下十年来的史学论著和史学动态，就可以看到，从史学理论到史学方法，从古代史到近、现代史，从中国史到外国史，从宏观的研究到微观的考察，从对历史事实的论证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几乎没有哪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课题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诸如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关于谁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关于用五种生产方式划分中国社会历史形态问题，由于对洋务运动的不同评价而引发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和社会属性形成的时间问题，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儒学的再评估问题，关于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展开了自由讨论。不但如此，许多以往被视为“禁区”的历史课题，诸如对中华民国的历史，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某些历史和某些重要人物，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乃至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等等，也都开始了客观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探讨。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是，在这些历史课题的探讨和争论中，没有或基本上没有过去那种行政干预，更没有攘臂张目式的“批判”和由什么人来作出“结论”。一种平等的、自由的、和谐的学术氛围正在形成。
    历史学界在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对历史进行再认识、再思考的过程中，从总体上来看，不但并没有放弃，更没有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而且正是在克服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绝对化、简单化、片面性的理解，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不断发展的科学，而不是僵死的教条和公式，从而才赋予了历史学的新的生机和活力。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正确地阐明过：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或者说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人类社会存在过和发生过的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阶级斗争来解释。过去长期流行并被视为普遍真理的说法是：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一切，分析一切。一切者，无所不包之谓也。离开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和一定的历史范围，阶级斗争并不是可以说明一切问题的万能法宝，世界上也从来不曾存在过这样的法宝。当然也不会有“洞察一切”的神人。过去由于“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不但导致了历史学研究的简单化和公式化，而且把许多本来应该研究、需要研究的历史课题排除于研究实践之外。比如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即以中国为例，沿海和内地，腹地和边疆，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从而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上也有明显的区别。可是由于批判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从此历史研究再不涉足于这个领域。仿佛人类社会的历史上除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之外，再没有别的关系和别的斗争。其结果是历史研究的领域和历史研究者的视野越来越狭窄，历史学的内容和形式，越来越单调、古板。十年史学最显著的变化，最可喜的进展，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取代了离开具体历史条件、忽视复杂多样的历史事实，抽象孤立地谈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不同观点的争鸣，不同方法的运用，取代了一家独尊和通用的模式。众多史学论著的出版，诸多领域的开拓，众多青年历史学家的崭露头角，使得中国史坛充满生机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