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四月，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肖启庆先生来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进行学术访问，并应邀作了三场学术报告：《最近三十年的西方蒙元史研究》、《元代蒙汉二族的涵化》和《台湾史界四十年》。
    肖启庆先生祖籍江苏泰兴，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在台大获得硕士学位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后执教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七十年代中期至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兼任台大客座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元史学家，已出版的著作有《元代的军事制度》（英文版）和《元代史新探》（论文集）。新近，正和国际元史学界的同仁一起编著《剑桥中国史·元史》。
    肖教授在《台湾史界四十年》的报告中分析了1949年以来台湾史界主要流派的渊源、兴替、主要史学成就及其不足。
    肖教授指出，1895年日人占据台湾后，将明治维新时期以来的学术传统，移至台湾。1928年，台湾成立了台北帝国大学，这是当时日本八个帝国大学之一。台北帝大下设几个学部，如文政学部史学部，采取讲座制的方法。史学部设国史学、南洋史学和东洋史学（中国历史和朝鲜历史）。东洋历史主要由腾田半八等日本学者主讲。台湾光复后，日本学者被遣送回国，台湾的大学讲座制改设院系制，台湾史学转入一个新的时期。
    1946年以来的台湾史学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5年，属于史料学派的主宰时期；第二阶段，1965年至今，属于解释学派的兴起时期。
    国民政府时期，大陆史界主要有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二大流派。史观学派以系统的观点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较大的有社会主义史学，这一学派对台湾史学发展没有关系。对台湾史学有影响的是史料学派。史料学派一方面上承乾嘉以来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受到十九世纪德国大史学家兰克科学史观的影响，提倡以史料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进行以考据为主体的实证性研究。迁台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台大校长、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傅孟真先生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心，网罗了大批迁台学者，包括留德的兰克学派信徒，从事史料的考证、整理工作。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对象是史料而非文辞、说教和神学，史学和地质学。物理学一样，是一门冷冰冰的学科，应利用自然科学提供的方法推求历史真相。史学家可以不受制于外来影响而埋头钩稽史料。在史料学派氛围的笼罩之下，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机构积极编纂史料，整理殷墟发掘的资料，出版了《小屯》、《殷墟书契》。又据内阁大库资料出版了《明清史料》、《朋实录》校勘本及清末民初的有关外交档案资料，国民党党史研究会整理出版了1911—1949年间的国民党党史资料《革命文献》计一百多集；省、市县文献研究会搜集、整理出版了一些台湾地方史的文献资料。史料学派占据了整个台湾史界。
    由于台湾政府视史观为洪水猛兽，台湾史学工作者回避现实政治，多致力于古代史、近代史而很少问津于现代史。他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从事扎实细致的考证，其中出现了不少史学名家。如以研治通史而享盛名的钱穆、傅乐成，被称为近代考古学之父的李济，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最早把人类文化学介绍到中国来的社会史专家李宗侗等。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有劳幹（秦汉）、牟润孙、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姚从君、方豪（辽宋金元）萧一山、郭廷以（明清近代）等大家。
    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史料学派因其考证支离破碎，研究脱节时代，不断受到质疑，同时外来风气的影响也给史料学派以冲击。主要表现在：①世界史学风气转变，兰克学派的科学史学衰微，代之而起的是新史学。新史学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强调研究者的主观影响，尤其是史家所处时代的影响。②欧美汉学风气的转变。二战前，欧洲汉学家注重实证性研究，学风与乾嘉学派相似。二战后，汉学中心转至美国，新一代汉学家着重运用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观点研究、解释历史。③台湾自身环境的影响，史料得不到扩充，史料学派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以李敖为代表的青年学者指责史料学派抱残守缺，批判历史语言研究所只知考证而不及其余。1966年，《思与言》杂志发表社论《史学可走的路》，批判史料学派守旧僵化，呼吁探索一条全新的史学之路，以改变陈旧的治史方法，扩大视野，拓宽内容。
    肖教授说，1965年以后，解释学派渐渐兴起，在台湾史界形成风气。不少学者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尝试：①用量化的方法研究历史，以统计方法驾驭史料，对历史作出定量分析，例如，用量化的方法研究清廷官吏升降规律；②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释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行为；③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出现了不少成功之作，例如，用马克斯·韦伯家产制的理论研究早期蒙古帝国的政治制度。七十年代初期，《食货》杂志在岛内复刊，其宗旨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史学，不以纯粹考证为满足。《食货》复刊为解释学派提供了一个重要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