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时代的呼唤，历史学研究的重点逐渐转移
    历史学无疑具有它自己的科学性和学术独立性。但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又不能不受一定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都要直接地或曲折地反映时代的风貌和时代脉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总要形成研究的重点和研究的方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指导思想时期，政治运动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当时历史研究的主题和重点，也就是阶级斗争和“配合”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各种“批判”。从“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一直闹到“评法批儒”的可悲地步。“批判”越是升级，历史学离开科学越远，而历史学的名声遭到玷污和损害也越重。如果说“批判史学”和“影射史学”是一种非正常状态下的特殊产物，那么许多正直严肃的历史学工作者所真心诚意研究的历史课题，除了对某些历史事实的考订和论证之外，大体上也不外乎以历史上体现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等等这些主题作为研究重点。这些重要历史课题当然应该研究，必须研究。然而同样的课题，同样的内容和几乎同样的表现形式，翻来覆去地评说，就使历史学很难有所创新和发展。这种状况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因为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全党工作的重心始终没有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思想理论引发出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而历史学也不能不受这种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和方针，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新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主题。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改革的日益深化，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而现实生活提出的许多问题，又往往与历史相关联。这样，就使历史学家们的思路和着眼点发生了转变。比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长期停滞，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和影响，中国的商品经济为什么发展缓慢，应该怎样看待中西文化的关系，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从领先变为落后，此外如历史上的人口问题、城市和农村问题、社会群体和生活方式问题等等，都引起了历史学界的重新思考和审视。这样，在无形之中历史学研究的重点就发生了转移。这种转移的主要表现，大体说来，就是从以往惯用的单一的纵向研究，向着多元的横向研究转移；从阶级观点和“斗争哲学”的灌输，向着研究社会、了解国情转移。研究历史再不是从某种政治需要和原则出发，而是从历史实际和现实生活的实际出发；再不是先有“定论”，后有“论证”，而是共同探索，各抒己见。研究重点的这种转移，不仅体现在对许多新时期的历史课题的探讨中，也反映在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的确定上。“七五”期间列入的重点历史研究课题共有45项。除了世界史的12个项目外，在33个中国史项目中，属于古代经济史、社会生活史的有4个，属于古代和近代文化史的有8个，属于近代农村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有3个，属于近代城市史的有4个，此外则大多数是边疆史和中外关系史。 而过去那些流行一时的“重点”课题和“热门”课题几乎不见了。这恐怕也是改革开放在历史学领域的一种表现。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这些年来历史学界颇为关注和谈论得比较多的话题。对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认识和理解，至今还在谈论。我想从近十年历史学的变化和“文化大革命”以前历史学状况的比较中，从研究重点转移的这个客观事实中，似乎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尽管历史学家个人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对某些专门学科和基础学科来说，确实不需要也看不出历史与现实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然而就历史学的总体和研究的趋向而言，它是不能离开一定的时代条件和时代要求的，可以说每个时代的历史学都带有它自己时代的特征和烙印。
    在冲击和挑战中开拓前进
    十年史学的繁荣发展，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然而情况并不能尽如人意。在改革浪潮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在新旧体制并存和交替的转变时期，历史学也遇到了新问题和新挑战。主要表现在：第一，历史学虽然有了明显的进展，但是在理论上方法上以及表现形式上，短时期内还不可能有更多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旧事重提”和“旧题重议”，多于新的开拓和新的创造。理论的发展，知识的更新，视野的拓展，认识的深度，还落后于现实的需要。第二，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还未能比较广泛地为社会所理解和承认，“历史无用论”和“史学冷落感”还比较普遍地存在。第三，历史学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就业问题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学非所用，学而不用的情况经常发生并日趋增加。由此而产生了“史学危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