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人类的历史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阶级、集团、国家、民族的产生都是有其客观的历史依据的，而任何一个阶级在它上升的阶段往往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进步力量。而作为这一阶级的历史学家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又往往体现着和维护着自身的利益，也就使其历史认识或多或少地反映着历史发展某一阶段的必然趋势，这种符合反映历史实际的历史认识，无论是出自哪个阶级，都将会在历史认识的发展过程中被继承下来。那么，这又如何解释马恩的某些论断呢？如恩格斯在《〈爱尔兰史〉的片断》中的确说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这一观点在前些年被滥用了，变成资产阶级甚或整个剥削阶级的历史著作都是伪造的历史。事实上，恩格斯所述的情况，是十九世纪中叶，那些反对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贵族资产阶级在历史学上的表现。而恩格斯的目的则在于批判历史学的这种御用主义倾向，扫除革命道路上的障碍。象梯也尔等人，在从事历史研究时，就明显代表着贵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不无讥讽地说“还在他（梯也尔）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史学家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对于资产阶级史家中任何一点可取的历史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总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予以评价和采纳，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如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基佐等人，就认识到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理解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历史的钥匙。这一历史认识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肯定⑧。而当一个阶级趋于没落时，他们中的某些清醒的有识之士对历史的认识也不是与时俱衰，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反思，希望通过历史的认识，得出经验教训，促使统治阶级在不改变其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缓解阶级矛盾，促进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因此，他们并不回避揭露历史上甚至当朝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残暴黑暗的一面，从而达到“善为可法，恶为可戒”的目的。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文人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在史家中表现尤为突出。从上古时代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警言⑨，到清末龚自珍的“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的忠告⑩，都反映着他们历史认识的深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思想的历史除了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外，还证明了什么？”的确，历史认识的发展过程及特点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及特点，作为历史认识的一致性问题也毫不例外。
    正是由于史家历史认识之间存在着继承关系，才使得不同时代的史家之间存在着某种相通性和一致性。前人历史认识中的合理内核甚至是一点点闪光的东西也应为后人汲取和发扬。可以说，今天的历史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凝聚着前人的智慧和心血，没有前人的历史认识也就不会形成今天意义上的历史认识。
    二、历史学的自律性规定着史学主体认识之间的经验认同
    历史学是自律的。这是历史学的一条重要原则。
    第一，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哲学。顾名思义，自然科学探讨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采用逻辑和实验的研究方法；哲学探讨的对象是存在和意识的关系以及人同宇宙的关系。而历史学的对象则是人类社会，探讨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关系，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因此，历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是有其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规律的，这就是历史认识或称之为历史学的自律。作为它律的自然科学规律和哲学思维规律，尽管对历史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却无法替代历史学自身规律的作用。
    第二，历史学有其自身内部独特的特点、方法和规律。因而历史学的自律并不等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学虽然带有哲学的指导意义，但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代替历史学的自律。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历史学的自律，从而混淆了二者的特点，延缓了对史学方法和规律的理论探索。任何具体学科如果只是用一般哲学体系加以指导，缺乏独立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那么这门学科的衰败是自不待言的。
    第三，“历史学是自律的”这一命题的成立，意味着史学主体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历史学的自律性原则。而这一要求又使得史学主体之间发生联系，这种联系的本质就是史学主体之间的经验认同。
    关于历史学的自律性原则及它是如何规定史家间的经验认同的，这个问题为历史哲学家们探索了一个多世纪，并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