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曾受到指责。同时有的意见中包含着期望。指责和期望或出自本人就是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或来自读者，或来自那些研究作品的编辑者，面是相当大的。他们或以为过去的中国史的研究“内容狭窄，风格单调”、“课题陈旧”，或以为“干瘪枯燥，索然无味”，或以为“互相雷同”、“炒冷饭”，“使人读过之后常常留下几条大同小异的结论”（指通史著作）。还有个别人说我们的历史著作里有的不是实话。当然这是一般情况，不一定说所有的历史著作和文章都这么个样。但这些看法是较普遍的，也是无可非议的。这种现象使他们感到苦闷，感到“危机”。
    为纠正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研究状况，他们期望历史研究工作者“开拓新领域”、借鉴新方法，“促进史学的改革和创新”。为此，有人提倡复兴和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人建议引进国外的历史计量研究法、结构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自然科学上的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等，改变传统的“平面型的、单线型的”、“惯用的议论和复述的方法”，藉以“变革我们的研究方法，”并使之“完整”（有关文章见《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4月16日）。
    从总体上说，那些指责是有根据的，建议是热诚的，期望是殷切的。
    不过在开拓新课题和引进新方法之前，似乎还有一个前提应该考虑，那就是研究工作者的态度；态度应当是实事求是的。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用什么新方法选什么新课题，也得不到建议人所期望的结果。
    论计量，使用电子计算总该说是精确迅速的了（确有人使用它作过统计和推论），但供其计算的基本数字还是人造的。如果那编制报表的人供给的原始数字不实在、无根据，甚至弄虚作假，什么样的计量法也计算不出实际情况来。不幸的是，我们古代史籍中的数字，如户口，如田土，如赌盗，如钱粮，多半不可信，甚至全不可信，徒有“黄册，其实伪册也”（顾炎武引《宁波府志》），“皆仅儿戏耳”（王世贞语）之讥。
    再说，我们不是没有研究方法，而且我们有最科学的研究方法：历史辩证唯物论。我们不仅有科学方法，还有用这科学方法研究出来的卓越成果：《资本论》。半个世纪以来，命令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用机械无生命的模式，代替了富于生命的历史唯物论，把这一科学方法给玷污了，玷污到使人一听到历史唯物论就联想那僵死的模式，因弃而他求，这是学术界的悲剧，也是政治上的悲剧。我们必须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而改革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
    二
    三十多年来，出版的文章和论文集，量最多的莫过于中国农民战争史和资本主义萌芽。这两个课题的研究有几方面欠实事求是。
    每提起农民战争，总要说说它的起因；一提起起因，便归结于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说农民战争是由于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这一点也不错。问题是什么样的剥削和压迫逼着农民造反了的。一般都说是地主们向佃户劫夺高额地租。虽然也说到由于朝廷赋役的繁重，但语焉不详，而且语焉也不知其所以。一考察事实，苦于难得把起义行动与原因对上号。
    历朝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多起于北方，北方土地占有比南方分散。在北方，除皇室官庄外，岁收二三十万担租子，占着三二千户佃户的地主、或占有上万顷多至七万顷土地的地主好象是没有或没有几个（这有政治原因和历史原因），小土地占有者个体农户居农耕人户乃至全体编户的绝大多数。这些小农户的负担是丁田赋役，而且那赋役的征调佥拨是绝对强制的。农民军的成员主体也是个体农民，不是个人地主的私家佃户。农民军中杂有逃军、逃匠。军、匠户下也有田土，也并未脱离分散的小型农耕。历史上最大的农民军，应该说是明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李军活动地区有明朝的几个王府——秦王（西安府）、晋王（太原府）、代王（大同府）、肃王（甘州、兰州）、庆王（韦州）、韩王（平凉府）、安王（平凉府）。耕种王府庄田的都是佃户（庄民）。却不见他们首先发难组成农民军，或焚劫府库起而响应农民军（湖广岷王府庄民有点象）。李自成农民军的口号是“不当差不纳粮”，是个体农民的要求，也不是私人佃户的要求。
    居于主体地位的个体农户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是赋役（粮差），而赋役的超经济强制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所以往往视朝廷赋役轻于私租。岂不料事实正相反。朝廷赋役重，其重者如明之军户、灶户、民户中之库子、斗级、解户，驿夫户，一役即破人之家荡人之产，当役的人户常是被迫逃亡。逃户遗下的虚粮虚差，官府以“不失原额”为由，摊派于见户（尚未逃亡的），自汉迄明，无朝不然。一人逃，累及一户，一户逃，累及一甲，一甲逃，累及一里（明朝），“去者便，居者扰”（汉朝），相率逃散，闾阎萧条，田地荒芜，终于动摇了皇权的物质基础，民军一起，大厦即倾。
    历史上多见军、民、匠、灶（编户齐民）逃往官府控制达不到的偏远山区，多见他们逃往权贵豪宦之家，充当他们的奴仆佃户，却很少见逃民和地主家的佃户逃归朝廷，重新附籍当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