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者是不妥当地把中国的“市民”比作欧洲中世纪末期的新兴资产者阶级，他们把万历年间市民反矿监税使的斗争称之为“市民运动”，意指中国新兴的工商业家的反封建斗争，也就难以符合事实。刘志琴对万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间二十起反矿监税使的事件作过考察，她发现那二十起中有十五起是由州县官和举人生员等士大夫领导的；有五起领导者不太明确，但其中三起和士大夫有密切关系；二十起中止有两起是由织工、负贩商人领导的。由士大夫领导的斗争，其人数之多、打击之重、影响之大，都远远超过织工商贩领导的。因此她说万历民变主要是由官员士大夫领导的，不是由新兴工商业主要人物领导的。事变之末，织工葛诚就义前他出榜告谕：“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议，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居民各安生理，无得借口生乱。”维护起皇权统治的法纪来了（《试论万历民变》）。统治者改其名，尊之为“贤”，是有缘故的。
    今人称反矿税监斗争为新兴资产者阶级的“市民运动”，难免有将古代中国近代化，把中国欧洲化之嫌。
    五
    再举个把古代中国近代化的例子。例子是古代中国编户齐民的身分。
    有人说古代中国的农民（编户齐民之一类）是“自由的独立的”，这也不符合事实。
    古代中国是个封建生产关系支配着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各阶级间、各阶层间居有支配的地位。在那里，人是属于别人的人。在古代中国没有自由的事实，也没有自由的思想，也没有独立的权利，人身依附关系统治着所有的人。而我们的历史工作者竟以为那时的农民是“自由的独立的”。实在叫人想不通。就那时的专制政治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占绝对优势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宰辅也没有自由，何况毫无权势的编户齐民。自由是商品市场大发展之后产生的一种政治权利概念，在市场上人人都有争高低的权利。这样的事在古代中国没有。古代中国的编户民（主要是农民）不仅没有自由的生活，他们思想里也没有自由这一概念。身处“什伍”连坐或“里甲”系累之中，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亡逸，有不可得”（河南巡抚徐恪语），哪里还说得上自由。把古代没有的法度，没有的概念，强加于古代，就不免强将古人作今人，错乱了时代。丧失了时代感的历史作品，是脱离了实际的作品。缺乏时代的实际的作品，必定是死作品、枯燥的作品，没有生命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的确，最后止落得干巴巴的空洞结论，怎么能不使读者烦恼。
    今天要想写出真历史来，首先必须端正态度，实事求是。不回避、不躲闪、不曲解、不臆断、不渲染，象《历史研究》说的（1987.1），把历史还给历史，真正作到实事求是。态度端正了，写出来的文章或书，就会有骨头有肉，不再索然乏味。而且说不定还能更好地体现历史学家所担负的历史任务。
    （1987年9月14日在黑龙江大学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文字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