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周礼·春官》和《礼记·玉藻》中可以看出，西周的记史和史官制度，比之殷商更趋完备。《春秋公羊传注疏》引闵固曰：“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可见，西周以至春秋时期，周王室及各诸侯国都有各自的史书。《墨子·明鬼》谓西周晚期周、齐、宋、燕皆有《春秋》。《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就是说，按年代顺序记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事迹的《乘》与《梼杌》，其性质与体裁同于鲁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所谓“诸侯史记”，显然指的就是关东诸国的官修史书。这都说明，和其他诸侯国一样，楚国也是有自己的史书的。《梼杌》和《铎氏微》，就是其中有明确书名的两部楚人编撰的史书。
    《梼杌》一书，北宋孙奭《孟子注疏》说：“以其所载以记嚚凶之恶，故以因名‘梼杌’也。”稍后，鲍彪《战国策注·序》也说：“夫史氏之法，具记一时事辞，善恶必书，初无所决择。楚曰《梼杌》，书恶也。鲁曰《春秋》，善恶兼也。”记史，历来都是善恶兼书，楚人记史自不当例外。《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孙、鲍的注解，显然是就“恶”的一面据此为说的。服虔谓有兽曰梼杌，《七国考》卷十四引《湘东纪闻》说：“梼杌之兽能逆知未来，故人有掩捕，辄逃匿。史以示往知来，故名《梼杌》。”可作一说。《梼杌》久佚。后有伪《楚梼杌》。
    对《铎氏微》，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说：“铎椒所撰。名《铎氏微》者，《春秋》有微婉之词故也。”类同于《虞氏春秋》和《吕氏春秋》，《铎氏微》看来也可称作《铎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铎氏微》三篇。今已不存。
    《国语·楚语上》载：“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士亹就太子教学内容问于申叔时，叔时为之开列了《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九部文献。韦昭注：“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世》，谓先王之世系也”；“《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语》，治国之善语”；“《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由此看来，申叔时所开列的九门功课中，除《诗》、《礼》、《乐》外，均属史书。《春秋》、《世》、《故志》为记事之书，《令》、《语》、《训典》为记言之书。所谓“先王之务”、“先王之世系”之“王”，当指楚王；“使知族类”，当指楚之宗族。可见，楚庄王太子所学的基本上是楚国典籍。韦昭释《训典》为“五帝之书”，恐属附会。
    《七国考》卷十四引《列国纪闻》说：“楚史曰《梼杌》，亦曰《书》，曰《志》，曰《记》。”《梼杌》是《春秋》之类的综合性的史书，《书》、《志》、《记》不过是《梼杌》一书的异名，不会是申叔时所说的《语》或《故志》一类的专书。《礼记·大学》载：“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郑玄注：“楚书，楚昭王时书也。言以善人为宝，时谓观射父、昭奚恤也。”不知此楚书是否就是又名为《书》的《梼杌》。如果说其中记有战国时楚宣王令尹昭奚恤的事迹的话，可以肯定，此书决非春秋时“楚昭王时书”。
    楚自西周以来历世君王有清晰的世系，熊勇以降有明确的纪年，自武王熊通开始更有了比较具体的史实记载。这些保留在《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文献中的楚人事迹，只能是出自楚国的史籍。当然，其中有不少是参用了“凡诸侯有命，告则书”（《左传》隐公十一年）的文告及《大戴礼·帝系》、《世本》等谱谍文献。但其史料来源，也还是与楚人自身的原始记录有关。
    （二）
    记录时事，编撰史书，特别是《记》、《语》、《志》等原始史事的记载和有关简册的积累、保管，都离不开史官。《左传》、《史记》中都未见早期楚国史官，文献有载的楚国史官，出现最早的是在楚庄王之时。据文献记载，楚国史官有史和左史。
    1、楚国的史
    《韩诗外传》卷二载，樊姬为令尹人选事进谏于庄王，庄王乃以孙叔敖为令尹。“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楚史援笔而书之于策曰：‘楚王霸，樊姬之力也。’”此“史”“援笔而书之于策”，明显是“君举必书”的楚国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