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之后，“史料”和“理论”的关系的讨论，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本来是作为对“史”和“论”被扭曲了含义这样一个命题进行反思的，但这个史学界争论多年的老问题，毕竟和十年动乱中的“评法批儒”不一样，后者一经拨乱反正，人们便不会再去重弹滥调了。而“史”和“论”的关系则不同，一经反思便又进入了原来争论过的实质问题，作为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重新展开讨论。开初，不少论者为批评“以论代史”，重新提倡“史论结合”，继承了五十年代争论的问题，然而，随着讨论的深入，不少论者逐渐崇尚“论从史出”，他们认为“以论带史”是唯心主义的，“史论结合”是中庸之道，只有“论从史出”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是对“史”和“论”讨论中诸种观点的又一次交锋，其实并不尽然。“论从史出”的主张者，实际上是改变了当时这场讨论命题，他们所谈的“论”和“史”含义已不一样，命题变了，有了新的说法也就是必然的了。不过，这场讨论仍然没有找到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和史料的关系的途径。“史”和“论”的关系，关键还是要解决“论”的含义问题。
    一、“论从史出”的“论”是指观点而不指原来意义的“论”
    六十年代初年，吴晗最先提出“论从史出”。他在《如何学习历史》①一文中说：“史和论应该是统一的，论不能代替史，论在史之中，不是在史之外。因此，就要运用正确的方法，掌握大量的、充分的、可信的史料，加以合理的安排，通过对史实的讲述，把观点体现出来。……只有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论从史出。”很明显，这里的“论”是指从史料中引出的观点。当时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批评“以论代史”的倾向，并倡导历史工作者努力去掌握史料，不要离开史料空发议论，就当时史学界的情况看，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个口号的提出并不是为了解决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研究历史、分析史料的问题。可知，吴晗当时提出这个观点，用意是比较单纯的，只是强调史料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并不是作为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近年来重新就“史”和“论”关系进行讨论时，许多学者都赞成“论从史出”的提法，目的大约也是为了对“左”的时期不重视史料的批判和反思。李新在《史与论》②一文中对“以论带史”和“史论结合”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认为“论从史出”从“根本上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因为史学家面对的客观实际，“就是历史，就是史实，就是史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主张详细占有史料，主张实践出真知，反对空谈，反对离开史料胡乱给历史做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论从史出”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观的。对于这个问题，胡绳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③一文中认为：“作为历史的研究方法，‘论从史出’的说法看来是适当的。研究一个历史问题，首先必须掌握有关的史料，弄清有关的事实真象，从事实材料出发，进行分析研究，然后才能得出理论性的认识。”胡绳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分开，“论从史出”适合于研究方法，而不适合于叙述方法，叙述方法应是“史论结合”。所谓“叙述方法”实际上就是把对史料进行搜集、分析、整理之后提炼出来的观点写成文章的过程。这个问题算是回到“史”和“论”关系讨论开始时想解决的问题来了，即当时史学界写文章有一种弊端，就是把史和论对立起来，或者找几条经典作家的词句，然后找几条史料作注脚，形式上表现为一段史料一段理论，当时提出的“史论结合”就是为解决史料和理论脱节的现象的，但没有如同胡绳把它分成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这样明确。
    但是，史和论关系的讨论并没有因为胡绳、李新各自的主张发表之后而结束，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说，“论从史出”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的，但这只是解决理论来源于实践、史学观点来源于历史资料这个道理。从历史上看，不同的阶级、不同社会形态的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论从史出”的。被欧洲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和中国史学的太师爷司马迁的历史巨著，都是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完成的。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歌颂了雅典奴隶主的民主制，鞭挞了波斯帝国的专制和残暴；《史记》对正义和非正义的描述，还有各篇之中的“太史公曰”，等等同样都是“论从史出”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也是如此。中国的梁启超、胡适也是十分注重史料搜集和考证的。他们的史学观点同样也是“论从史出”的。至于无产阶级史学家，从他们的祖师爷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就十分重视史料，对任何历史问题的评判，都只有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才有发言权。可知，“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是研究历史的根本方法，是中外历代史学家的传统方法，只是由于时代、阶级不同，其历史观也有所不同，同样的历史资料，封建史学家、资产阶级史学家、无产阶级史学家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因此，“史”和“论”的关系的讨论，并不是解决对“论从史出”的认识就完了。如前所述，这场讨论的起端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和历史科学研究的关系，当时所说的“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泛指一般的历史观点，设若是指一般的历史观点，就不用花那样大的力气去讨论“史”和“论”的关系，正是在讨论中对“论”作了偏颇的理解，并在“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下，这种被扭曲了含义的“论”对历史科学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现在才有必要回过头来给“论”和“史”的含义正本清源，重新理解和重新审查“论”的真正含义，目的是为了弄清楚历史科学研究实践中我们所遵奉的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究竟理解的对不对？哪些是属于我们理解错了的？哪些是本来就受历史的局限而缺乏普遍意义的？这些历史科学的理论对我国史学研究有哪些现实意义等等。只有对被扭曲过的理论加以澄清，历史科学研究才能从教条主义束缚的框架下解放出来，这就是我在本文中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