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纠正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教条主义倾向
    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曾为我国历史科学方法的变革带来崭新的局面，这些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不可讳言，这当中也遇到一系列困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历史科学研究不但没有得到健康发展，而且备受摧残，在十年动乱期间，历史科学更走进了死胡同。于是，人们在总结这段历程时，自然要对曾经主宰过我国史学研究动向的理论进行重新审查和探索。
    在过去年代，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几个基本理论存在着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最有生命力的，是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发展和前进的。但是，如果一旦被当成僵死的条条框框，真理就有可能变成谬误，并导致对历史科学研究的破坏。例如：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这只是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如果用这个规律去套用一切历史问题，有时就很难说清楚。比如，当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时，如果按照上述规律，至少应该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是合乎上述规律的。但历史的进程恰恰相反，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俄国和中国首先取得胜利。应该承认，社会主义政权的确立，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在和经济基础不相称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的。可见，在特殊的情况下，上层建筑并不一定都是跟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的。同时，人们还可以看到，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应当是公有制的经济，然而，当人们恪守这个信条，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行一大二公的改造时，生产力的发展却遭到巨大的阻碍，而当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时，生产力却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只看到上层建筑的优越性，而不着力去发展生产力，结果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三中全会以后，重点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并允许部分个体经济存在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就得到发展，颇有生机。这一例子，说明是用先进的上层建筑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先有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才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在历史上是不乏成例的。
    这里我们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对历史科学研究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这个问题曾有过两个根本性的论断，即文明社会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及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两个论断我在前文已指出，只有从宏观角度来理解这个立论才是正确的，许多具体历史事实并不能归纳在这两个论断之中。这里我想指出的是由于对这两条基本理论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史学领域里的某些重要讨论，不是削足适履，就是被偏颇的理论所战胜而导致对历史科学的破坏。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最具实质性的一场讨论。强调历史主义的人，是主张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即在强调阶级观点的同时，不能忘记历史主义，对历史上的剥削阶级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而另外一个观点则认为主要是强调阶级观点，历史主义包含在阶级观点之中，把阶级观点放在历史研究的首要位置上，提出历史主义观点的人是想纠正当时用阶级观点否定历史主义的倾向，这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但由于论者被指控为贬低阶级斗争理论的动机，这一讨论实际上以阶级观点进一步加强而告终，即导致在历史研究中全面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另外一场讨论是农民战争之后新王朝所实施的政策，两种对立的观点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让步和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实行反攻倒算，这就是争论持续时间很长的让步政策论和反攻倒算论。其实，这两种观点是殊途同归，都是从阶级斗争即阶级对立的观点来提出命题的。前一种观点是认为地主阶级受到农民阶级的打击之后，实行轻徭薄赋，奖励农耕，是对农民让步；后一种观点则认为，地主阶级在农民战争的捶击之后重新建立政权，所实行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统治农民压迫农民阶级，因而是反攻倒算政策。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没有揭示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新政权所施行的政策的实质。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农民战争的任务只在于推翻或打击已经腐朽了的旧王朝，建立新王朝不是农民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是另一部分地主阶级的历史使命。新王朝建立后，这部分地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就必须使社会安定，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这些措施全部目的是为了地主阶级自身的利益。但在对凋敝的社会进行恢复和发展的一些措施，在客观上对农民阶级也是有利的，因为它促使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使农民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下生活。这一点，不论是西汉初年的刘邦、东汉初年的刘秀、唐初年的李世民、明初年的朱元璋等的措施，客观效果都是如此。他们所实行的政策，并非专为对农民让步或对农民实行反攻倒算。应该承认，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是可以进行自我调节的，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主导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之前，这个阶级是有积极性的，他们在创造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承认这一点，就应该承认他们在封建社会施行的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包括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新王朝的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力的政策，都是出于这个阶级自觉的、积极的一面，并不是专为对付农民阶级而实行的政策。可见，不加区别，把一切历史事件都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之中，就不能有分析地客观地说明历史的真象。让步政策论和反攻倒算论，都不能认为是说明了历史的真象。因而这场讨论对历史科学研究的补益就极其有限。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主要观点，即新生的事物必然要取代腐朽的事物。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是无可疑义的。但是，新生取代腐朽，进步取代落后，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过程长达几百年，当中国在秦汉确立封建制之后，奴隶制的残余势力还长期地存在着。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之后，封建残余势力照样长期地存在着。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封建王朝垮台了，但封建势力在中国还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实际上是打倒封建的伦理道德。新中国成立之后，封建势力仍强有力地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也就是说，新旧社会的互相取代，取代之前有一段较长由弱变强的量变过程，取代之后也有一段较长时间由强变弱的量变过程，并非质变之时，量变就终止了。长时间以来，我们在对历史进程的考察时，就忽视了这个事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超前地误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腐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处在决战阶段，在无产阶级革命兴起的时候，看不到资本主义仍然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列宁更认为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期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处在腐朽没落的状态。这样一种观点，当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中国取得胜利之后，便被斯大林和毛泽东当成真理加以发扬。分别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不允许其它经济成份存在，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声浪中实现“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这种对超前思想的因袭，使社会主义国家在自我封闭的情况下，国民经济被资本主义远远地抛在后面。优越的社会制度未能在生产力发展上显示出来，其主要原因是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教条主义的因袭造成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起端正是对历史的重新评价。小平同志首先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这一段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这段历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和讨论，同样是对现代中国历史的重新评价和检验，说得准确些是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进行重新总结和评价，对现行的政策进行重新总结和评价。有的同志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历史领域揭开序幕的，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要改革，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路，有其辉煌的历程，也有其失误的教训，当人们重新审查这段历史时，发现被说成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较前有很大的发展，而曾经自我陶醉过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却存在着许多封建的因素，这些因素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一些严肃的领袖人物，尽管过去年代也参与过谱写这段历史，但当他们看到这段历史谱写得并不准确，并不真实，便决心要实事求是地改写历史，并在改写历史的基础上谱写新的健康发展的历史。这就是要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和艰难性，它是必须经过长期的改革奋斗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国家性质来说这是一次质变，但这个质变是包含着大量的未完成的量变于其中的，到社会主义真正建成完成还有相当长的时间，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历程，这是不可超越的。把发展生产力当作中国人民首要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历史进程便有了一个清晰的脉络。
    上举三例说明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历史理论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由于这些理论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历史学界，因此对历史研究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后果。只有充分看到这些弊病，才能更好地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发扬其所长，剔去其中部分不合理的观点和信条，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才能起到指导历史研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