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历史学的社会价值
    历史学的社会价值，有史以来是增值的年岁多，贬值的时候少。史学经常充当时代的“宠儿”，很少有过“弃儿”的恶运。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先知者已经开始预感到史学的悲剧恶运了。西方有一个史学家惊呼：“《历史：危急中的一门学科》。当然，他们也并非属于杞人忧天，立论持之有故的。如说：“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时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飞奔，靠过去的经验已应付不了复杂的现实，人们的思维方式由重视经验，重视过去，转向重视科学、重视现实、重视未来。于是大量不断涌现的新学科排挤着古老的历史学，……”。预感性较强的史学工作者，为摆脱历史学的穷途而寻找良方。于是有人提议将历史学分成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也有人提议史学工作者要走出“史学界”。他们用心良苦，期望历史学能进一步发挥社会效益，更期望历史学能在现实生活中寻找自己的落脚点。
    中国史学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黄金时代，正如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种享有发达史学的奖牌，惟中国的封建史学才配佩戴。封建史学的社会价值，在中国封建时代竟达到“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的地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唐太宗这句名言，竟经传一千多年而不衰。史学在过去所以被重视，首先由于它是进行政治统治的一种工具。因而史学的社会价值和功能，都集中在“史鉴”上。历史在发展，史学的研究对象也在演变，它将不再以阶级冲突为唯一的研究对象，史学必须对人类社会历史作出全面说明。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更新，以往那种政治“史鉴”的社会价值，也开始贬值，有些人就为此而伤感，认为这预示着史学的衰落。其实，旧的不景气，才表明史学新气象的到来，也预示着新功能的升值。回顾过去，“史鉴”也曾在史学领域带来过坏风气。史学一旦被视作政治工具，就容易被人随心所欲充作某些政治观点的注脚，从而使史学失去了它的科学性与权威性。过去胡适曾说，史学犹如少女一般可以随意打扮，又如铜钱一样可以让人摆弄。有人在口头上虽能将它作为唯心史观来批判，而自己在手法上却同样如法泡制。因此，我们要维护史学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还是要从史学的本体论着手。
    历史是什么？有些史学工作者经常忽略了这个常识问题，史学应当是对人类历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它的功能与价值，就是人们运用特定的社会记忆，去认识过去的社会，并通过过去的社会更清楚地认识人类的现在，正确把握人类自己的未来。正如法国著名中世纪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史学家始终生活于特定社会之中的，他们应当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也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引《为历史而辩护》）史学价值是什么？我们不妨归纳为一句话，就是通过过去理解了现在。能理解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正说明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差异性，而史学的特殊价值观也就在这个差异中呈现出来。这个说法或许能获得大家原则性上的认可，而嫌它不够具体。殊不知具体性的东西必须遵循原则性的东西。否则就会出现歪曲与偏颇。例如，我们现在所以能正确认识到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由于我们了解到中国的过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来之前）——如我国自然经济比重大，工业和商业不发达，社会化程度低等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价值，也包含着我们能正确认识中国的过去这个历史价值。中国过去所以会演出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悲剧，就是由于我国有些国家领导人漠视中国社会的过去（国情）而受到惩罚。“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问题不在于人们对历史经验是否注意，而在于如何获得正确的历史经验。中国的不少历史悲剧都是在坚决贯彻“历史经验”中演出的。我们说“史鉴”的价值是有限的，因为它只限于在相似的历史现象中获得。若人们能正确的理解过去，就不仅能有利于正视现实，才能在历史中获得启示，并让历史告诉未来。科学的、正确的认识人类的过去，应该是全世界的史学工作者（包括未来的）总任务。史学工作者不仅要客观地描述历史，还要对历史不断的进行反思。历史学的价值，不能用单纯的、短期的、实用的价值观来衡量；它的价值是宏观的、长远的、无限的。我们坚信这句名言：“一个民族忘记了历史，就象一个人失去记忆一样可怕”。记忆是人类所不可缺的东西。而史学可说是人类的科学的、正确的记忆，它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