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利用袁世凯，实现联袁倒清的计划，汪精卫还征求过南方革命党人意见，当时汪精卫曾“派人来汉密告南方同志，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同我们一致行动的，汪嘱南方同志从速表示态度，以促袁早下决心。武汉革命同志都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并嘱汪在北方对袁世凯多做工夫，促成其事。”（注：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回忆辛亥革命》，第147页。）可见汪争取袁世凯反正的计划得到了南方革命党人的支持和赞成。
    汪精卫既然决定利用袁世凯，并影响袁世凯倾向共和，便频繁活动。他与袁克定、杨度等人积极为袁世凯谋取民国大总统。这不仅使他暗中成为袁世凯的策士，而且还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展方向，使这场革命越来越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袁世凯最初倾向于君主立宪。袁世凯在接见参预和议的各省代表时，表示要维持君宪，态度明确，好象他要坚定不移地效忠清室，致使懵懵者认为其言可信，无法喻其弦外之音。其实，袁此时还徘徊于君主与共和之间，正视何者发展对己有利才做最后的抉择。后来袁世凯舍去君主立宪而言民主共和，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汪精卫、魏宸组的影响。汪自被释放后，即逗留在京，并往来京、津之间，与北方党人联系，且与杨度、汪大燮等于袁内阁成立之前，发起组织国事共济会，主张南北停战，由国民会议协议国体。袁派其子克定与汪结交，并经常约汪长谈，意在联络民党，消除敌意，并进而运用之，而汪精卫亦邀魏宸组同往，乘机灌输以共和学说，亦颇具说服力。袁世凯此时表面上仍不肯放弃君主立宪之说，而内心已逐渐倾向于民主共和。
    对此，张国淦曾有生动的追忆：“袁到京，主张拥护君主，绝口不言共和，继于外间盛传共和时，偶尔谈及尚无表示，至各处通电到京，则言：‘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口不能赞同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此时汪兆铭已开释，乃约汪到锡拉胡同谈论，汪每晚饭后七、八时谒袁，十一、二时辞出，初只言共和学理，谈至三夜，渐近事实。汪言：‘如须继续谈去，请求再约一人。’袁问何人？汪以魏宸组对，袁许可。次夜，汪、魏同谒袁。于是讨论中国于君主、共和何者适宜？魏善于词令，每以甘言饵之，袁初尚搭君主官话，连谈数夜，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魏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推让，后亦半推半就矣（以上系汪、魏当日告我者）。”（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15页。）
    可见，汪、魏等人对袁世凯的争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汪精卫对袁世凯的思想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汪精卫想利用袁世凯来实现其倒清计划，但最后反为袁所利用，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而且说明了袁世凯权谋的高超性。
    二、力图控制京津等地革命活动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汪精卫犯了不少破坏京、津、保地区武装起义及杀害革命同志的罪行，为袁世凯瓦解和消灭北方京、津、保等地的革命力量而奔走效劳。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事实。
    辛亥革命的最高目的是推翻满清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汪精卫等精英人物鉴于当时革命实力的不足，制定了“联袁倒清实现共和”的策略方针。既然要利用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则与他建立暗中联系是很正常之事，不可以视为革命的内奸。为了实现他的既定方略，汪精卫对当时京津等地的革命活动进行了引导和控制，企图使北方的革命事业朝着有利于他所设定的方向发展。
    第一，他在天津结合同志，成立了京津同盟会分会，这对于北方的革命活动有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汪精卫在出狱后，闻吴禄贞将起兵，即起追从，中途得知吴禄贞遇刺于石家庄，便折回天津。他最初活动于天津奥租界，为清朝直隶总督陈夔龙探悉，派兵会同奥捕搜查新丰栈，党人快速逃避才得免。当晚又秘密在租界新址开会，与会者有13人，计有汪精卫、黄复生、李煜瀛、杜黄、袁羽仪等人，决定即日成立京津同盟会分会，众人举汪精卫为会长，李煜瀛为副会长，由汪氏草拟会章，并决议会内分党务、总务、参谋、军事、财政、文牍、交通、妇女、谍查、暗杀十部，会刊为《民意报》、《国光新闻》，田桐、李蔚芬、曾季友分任编辑，赵铁桥负责发行。此后参加的同志越来越多，各部便分设于天津法租界贵和、仁、吉祥、余庆诸里以及旧织布厂等地，北方革命活动乃有所归属。
    第二，企图发动11月29日（农历十月初九）北京起义。这一流产的起义充分暴露了汪精卫领导武装起义的幻想性和不成熟性。
    据胡鄂公所记，这次北京起义最初的计划是由袁世凯和汪精卫策划，由袁暗中运筹和指挥并资助革命党发动费5200元，另由津、京革命同盟会出2800元。具体计划是“约以九日晚十时由吾党鸣炮为号。炮响，吾党同志即发难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诸处。世凯则命禁卫军第四标由西直门进攻西华门，并命其长公子克定率兵三千攻东华门以应之。”（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79页，文海出版社印行。）11月29日，陈涛、邝摩汉、王振汉、易宣等由武昌、沈阳先后到津。邝摩汉、王振汉很快转赴北京。“是晚，北京同志践兆铭与袁世凯之约，发难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各任一路以进攻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而宣武门发难同志之至西华门者则又分三路前进。十时，炮响，而世凯子克定与禁卫军第四标均不应。会军警探谍分途至，捕去同志李汉杰等十余人。高新华、陈雄以此愤而自杀，汉杰亦以不屈死。十月初十日，天未曙，白毓昆过老西开吉祥里十四号，扣予扉而乎曰：世凯、兆铭果相济为奸，以杀我北京革命同志矣。”（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1-82页，文海出版社印行。）从这次起义的简单策划和过程来看，这不仅是汪精卫的错误，而且说明了北方革命同志做事的鲁莽和可笑，依靠这些人在北方进行革命，其胜败之数当可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