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双重角色参与南北议和
    袁世凯派革命党人汪精卫、魏宸组出任议和代表参赞，其用意是运用汪精卫、魏宸组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为桥梁，其内幕极其微妙，其部署更是巧妙。关于汪精卫离开北京前往南京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汪精卫是与魏宸组、杨度、唐绍仪一起到上海的。张国淦在《辛亥革命史料》中记道：12月9日，“我等随同唐代表同行，汪兆铭、魏宸组、杨度等三人，日与唐代表在一起，我等仅餐时见面。”（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89-290页，文海出版社印行。）另一种说汪精卫不是与唐绍仪一起到上海的，而是在12月27日才由北京经天津津浦车至上海的。胡鄂公在《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记道：12月25日，孙中山由美经欧洲归国抵上海，26日下午5时，袁世凯在内阁总署召见汪，“使兆铭之沪，以革命党人立场，干旋于伍、唐两代表间，以免和议之局，因孙先生归国而中变。于是授兆铭以议和代表参赞之名，俾得尽力协助绍仪，但对外秘不发表。”同日下午7时，袁世凯复见汪精卫，并要其子克定与汪结拜为兄弟。12月27日，汪遂由北京经天津乘津浦车至上海（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91、98、103-104页。）。到底谁是谁非，很难考证。
    汪精卫以双重角色参加南北议和，主要作用有：
    第一，他与杨度、魏宸组为南北双方的协商议和起到了牵线搭桥、居间说合的作用，没有他们从中居间说合，南北协商恐怕更加困难。
    袁世凯对议和的策划，以杨度、汪精卫、魏宸组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为桥梁。汪是最堪玩味者，清、民两方均任他为议和参赞，可知其关系之重要，有人因此称他为隐蔽的政治两栖者。汪原籍浙江山阴，寄籍广东番禺，而南北两方总代表伍廷芳与唐绍仪，又同为粤人，因而有同乡之谊，沟通较为容易。他与袁的联系也较密切，汪下榻于伍廷芳的住宅“观渡庐”，几乎每天均有密电向袁汇报。袁“用杨皙子与汪精卫通款，藉以威胁清廷；双管齐下，以遂其推倒清室取而自代之野心。南北协商，由精卫居间说合。凡参预辛亥秘密者，皆甚了解。即精卫本人，虽为中山心腹，亦视此为收拾时局合理解决之最好方案。”（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82页，文海出版社印行。）可据张国淦所记上海内幕：“伍、唐同乡老友，共和主张，又同在一条路线。有赵凤昌（竹君）者，曾在张文襄（之洞）幕，与伍、唐旧识，有策略，此次革命，活动甚力。赵住上海南洋路，伍、唐遂假其寓所，每夜同往聚谈。在议场时，板其面孔，十足官话，及到赵处，即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以达到目的，赵参与密议，且在沪久，革命党人及江浙知名人士，尤其张、汤等，皆能联络。据魏宸组告余：‘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精卫与本人常到彼处，皙子（杨度）则未参加，而袁内阁与唐，亦先有秘密私电往还，均从促成共和着手’云云。”（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92页，文海出版社印行。）
    第二，汪精卫和杨度等人在上海广泛制造对袁世凯妥协气氛，极意干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并影响孙中山对袁妥协让步，这既加速了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初建过程，又使革命党人过快地失去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为袁世凯夺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对袁世凯的权力争夺造成了一种威胁，袁因此对南方采取了强硬态度，一面召回唐绍仪，中断谈判，一面唆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共和，主张君主制度，其目的是想让南方作出让步。如何对待袁世凯的挑衅，南方党人内部意见有分歧。孙中山开始曾极力反对和议，认为“革命之目的不达到，无和议之可言也。”（注：《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5页。）主张采取强硬态度用武力北伐讨袁。汪精卫、胡汉民、黄兴等人主张对袁让步。黄兴认为：“南方实力不如北方，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剖腹谢天下。”（注：《胡汉民自传》，《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223页。）汪精卫则坚持其联袁倒清实现共和的计划，并生怕袁世凯变卦，使其苦心经营的计划化为泡影，因此对孙中山的强硬态度表示不满。据张国淦回忆：“十二月三十日深夜，汪、魏仓皇来言：‘中山先生拟日内去南京就职，北方果用武力，倘有危险，如何下台？’我言‘外间盛传中山先生有若干兵，若干饷’。汪言‘纯是空气，但带有革命精神耳。’”（注：《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第128页。）据居正回忆，汪精卫有一次到南京，“孙公留与谈竟夕，力主和议，我等不以为然，寻汪说话，汪已走上海矣。”（注：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第105页。）汪精卫还向孙中山施加压力，有时竟然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注：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第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0册，第118-119页。）他还与吴稚晖等组织所谓“进德会”，力避广东都督不就，以不当官自表清高，力主向袁世凯妥协。实际上，孙中山当时亦不能不委曲以从众议，他不能改变与袁妥协的局面。
    孙中山虽说反对议和、妥协，对以曾出卖过“戊戌六君子”的袁世凯来接替自己担任大总统职，放心不下，可他也不愿人们把他坚持原则的举动看作是恋权不放，因此处于矛盾之中，犹豫不决。在劝说孙中山改变态度上，胡汉民也起了重要作用。事后他专门谈过此事，检讨所为。他说：“先生始终不愿妥协，而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和议，大抵分为三派之说。其持中国固有宗法伦理思想者，则曰：‘名为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其持欧西无政府主义者，则曰：‘权力为天下之罪恶，不放权而延长战争，更无可以自恕。’其仅识日本倒幕维新、而不觉修正改良派社会主义之毒者，则曰：‘武装革命之时期已过，当注意全力以争国会与宪法，即为巩固共和，实现民治之正轨。’余集诸人意见，以陈于先生。故汪精卫极力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而余则力挽先生之意于内。余与精卫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然其内容事实，有迫使不得不尔者，则非局外人所能喻矣！”（注：《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0页。）
    综上所述，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汪精卫，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辛亥革命时期，汪精卫既不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没有叛变革命，更谈不上什么内奸，而是一个出色的政治演员，一个有一定政治头脑、有胆识、勇于表现自我、执着自负、不成熟的政治活动家。
    第二，由于汪精卫等精英人物对辛亥革命的幕后策划和积极干预，使辛亥革命最终走上了政治和平解决的道路，汪精卫联袁倒清方案实施的结果，不仅使袁世凯轻而易举地夺得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也使辛亥革命党人过快地失去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并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为日后中国的分裂和内乱埋下了伏笔。
    第三，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既显示了他非凡的政治能力，也充分地暴露了他人性的某些弱点。他出色而有魅力的外表和口才，过于浪漫和无拘无束的性格特征，聪明而灵活多变的头脑，不仅使他容易得到中国政治领袖的赏识和重用，也使他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驰骋纵横，冲锋陷阵，浪荡不羁。他在政治活动中顺利时会春风得意，满腔热情，一旦在政治争斗中失败，便有可能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曾说过“乱中国者必是人也”，这为他的人生敲响了警钟，为他后来的投乱叛国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