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方革命党人内部意见不统一，相互联络不多，吴若龙因有愤于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开会时汪精卫垄断自专，乃主张成立共和会总部于天津，举胡鄂公为会长，并以此相号召，“到会者咸同意其说”（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4页，文海出版社印行。）。虽然最后没有成立共和会以别于同盟会，但已说明了北方革命问题的严重性。组织焕散，人心不定，各自为政，是普通存在的问题。
    第三，汪精卫始终坚持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廷，并以停战议和为理由对北方革命党人策划的一些武装起义进行干预和阻挡，唯恐起义会破坏他的政治策划。
    京津保同盟会支部负责“库藏”的女同志杜黄在一次报告中道出了汪精卫的痛处，她说：“本支部部长，固主张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帝者，彼于同志之活动，军警之联络，枪弹之购置，向不措意。”库存手枪、子弹因年代久远，子弹大多不合手枪口径，所以不能用。支部军务部长吕超和汪精卫也有过争论，吕反对“政治手段”，指出：如果“役于清帝之臣仆”（指袁世凯）接替清帝的军政大权，那就和父死子传、兄终弟继无异，根本不是革命。吕超还曾制定京畿革命计划，准备联络近畿各军中他的陆军同学，发动起义，以倾覆袁世凯。由于汪精卫的干预和反对，吕超的京畿革命计划无法实现（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121页。）。
    汪精卫与袁世凯结成政治联盟后，汪曾将革命党在京、津、保的情况告诉袁世凯，袁对汪说：“汝能持之，则团体之发展，暗杀之组织，恣汝为之可也。”（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2页。）袁世凯极希望通过汪来控制和压制北方的革命活动。12月3日，汪精卫由天津赶赴北京，“说者谓兆铭之赴京，系奉世凯之召，与处决王熙普有关者；又有谓世凯之召兆铭，于议和进行事有所咨询者。”汪走之前，曾对胡鄂公说：“清我两军汉口谈判，现已停战议和，吾党同志，在此停战期内，幸勿有所行动，致启背约之责。”（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6页。）汪在北方的所作所为无疑引起党人的怀疑，诚如叶季高所言：“兆铭已受袁世凯之抚。”（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7页。）
    汪精卫始终坚持政治运动，他认为南北议和期间，北方革命党人应该遵守诺言，停止革命活动，协助南北和议的顺利进行。12月6日，胡鄂公到北京，驱车往唔汪精卫、李煜瀛于镇江胡同李煜瀛寓所。他问汪：“此间政情变化如何？天津谣言多，谓清室内阁自相残，得无有利于革命乎？”汪说：“今晨监国摄政王引咎辞职，大憝已去，此后军政大权应集中内阁，和议谈判当较易进行。停战时期，或可继续延长，此则于革命有利耳。”胡说：“武昌起义五十余日，而响应独立者十有余省，是不啻我拒绝未独立各省之响应也。此则有利于世凯，于革命何有？”汪说：“世凯今已倾向共和，世凯之利，亦即革命之利。”（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9页。）12月21日，胡鄂公偕张先培由津赴京。在镇江胡同会见汪精卫，曰：“现当停战议和之时，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宜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惟于暗杀一事，在必要时仍须执行耳。……吾等京、津、保各处同志，亦犹各省之革命军，现各省革命军既已停战，吾京、津、保同志自宜停止行动。但有阻挠和议于此停战议和时者，是即破坏革命之人。故于必要时，暗杀仍须执行也。”胡鄂公反驳说：“破坏革命之人，应与以暗杀者是也。然和议非革命，不能谓阻挠和议即为破坏革命之人。且伍、唐所议停战范围仅及于湖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江苏、奉天诸省，而无京、津、保等地，我虽停止行动，彼仍逮捕枪杀奈何？”汪说：“此过虑也，望为我转告诸同志曰：项城期望于和议者甚殷，且治军严，当无如此轨外行动。”（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99页。）
    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汪精卫在南北议和期间，对京津保地区的武装起义进行了干预和阻挠，但其效果并不明显。由于汪与袁来往密切，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很多没有让汪知道或参与。如12月9日上午，京、津、保、滦、通、石家庄、任邱同志开会于保定西关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到会者有20余人（无汪），会议议决28日举义于任邱，京、津、保、滦、通、石家庄各地响应，藉以牵制袁世凯进攻山西之师。到会同志张先培、薛成华等提议，组织暗杀团刺杀袁世凯和张怀芝，以除革命障碍而作报复。刺袁暗杀团由张先培负责组织，刺张暗杀团由薛成华负责组织（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92页。）。由于汪对北方党人的影响不大好，“以汪任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部长故，咸不欲参加同盟会，然又不可不使之以尽其用也。”胡鄂公、白逾桓等人拟联络各革命团体以组织北方革命协会。12月14日，遂成立北方革命协会于天津英国租界小白楼。参加者有同盟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会、克复堂、北方革命总团、鞭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团代表、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推胡为北方革命协会会长。“先是，予等之议商任邱起义于保定也，事为汪兆铭所悉，迨予与谏声至滦州南青坨，兆铭遂使人四出阻止。并语于诸同志曰：背约寒盟，自我实为不祥。以此之故，任邱起义，京、津、保、通、石家庄无一响应。”（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97页。）
    胡鄂公等人并没有照汪精卫的要求去做，他于12月24日召集通州军队代表于通州张家湾王丕承宅，意在加紧滦、通同时举义，然后分路进攻北京。因为经费缺乏而迟迟不敢发动。次年3月1日，汪精卫曾派余临江调查革命机关，“传谕停战议和时，不得妄动”，蔡德辰与之抗论，两不相协而散。2日晨，余临江遂指挥毅军12营、管带马松图统领毅军两百余骑，包围张家湾，捕去蔡德辰、王丕承、杨兆林、王冶增、雷竹村、张雅堂、王斌等7人。袁世凯得报，便电上海汪精卫告以通州机关破获经过。第二天即发生北方党人炸袁未成之事。袁被炸的当日晚接得汪精卫覆电，称北方同志，在此议和时，所有一切行动，咸已停止，通州机关，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袁自得此覆电后，对此后北方革命事变的发生，也不再事电询汪了。蔡德辰等7位党人遂被袁杀害（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116-117页。）。
    作为北方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汪精卫，由于始终坚持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廷，而淡化了暴力革命手段，过于看重和推崇袁世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和限制了北方暴力革命的进行，成为北方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胡鄂公把汪精卫描绘为出卖革命的罪魁祸首，这多少带有一些感情因素。其实，这不光是汪精卫个人的错误，也是当时多数辛亥革命领导人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