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
在古代希腊各城邦的演进中,有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 腊的科林斯、阿果斯、斯巴达和米利都等城市,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远远胜过雅典。而 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此前落后的雅典却后来居上,逐渐发展为希腊古典文化的杰出典 范。究其原因,学界析论较多[1](第30-35页),但很少从城市地域空间去观照希腊古典 文化繁荣的原因。实际上,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古风时代(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空前 规模的“殖民运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成长和发展。据统 计,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间,由希腊城市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2](P.160-162)。 这种发展不仅仅是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经济的活跃 。“殖民运动”使希腊人“拥有所需的土地,最富产的国家(斯基泰、埃及、西西里)为 其供给粮食,他们掌控了集纳世界财富的市场。”[3](P.111)希腊人从此成为航海民族 腓尼基人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在城市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代 (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的文化盛期。此间,发展突出的雅典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 所必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自然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和时代的翘楚。本文旨 在以雅典为例,探究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希冀说明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 的基石。如果离开了城市,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 古典时期,充分发展的希腊工商业经济,无疑是古典文明繁荣的物质基础。而城市集 聚了工商业经济,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工业大有发展,尤其是在阿提卡地区,雅典城市 及其外港拜里厄斯的工业特别活跃。手工行业更多,更有组织和更加专门化。出现了冶 金业、造船业、制陶业、建筑业、纺织业、制鞋业等多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以制鞋、 冶铁、建筑业和制陶业为例,制鞋业不仅有制男、女鞋的分工,还有裁鞋面、纳鞋底、 上鞋等不同工序的分工[3](P.225)。冶铁业出现了专门负责锻打、铸范、拉风的分工。 建筑业则有木工、铸工、铜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匠、浮雕工等 的分工。制陶业中有烧瓦工、烧砖工、小像制模工和瓷灯制造工等。伯里克利在一次演 说中曾提到众多的职业:木匠、雕刻匠、制模匠、青铜匠、石匠、打金匠、象牙匠、绘 画匠、绣花匠、雕金匠等[3](P.222)。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区成为希腊世界最繁盛的 工业区域。“冶金业、造船业、武器制造业和陶器业,使劳里昂区、拜里厄斯港和雅典 各区的生活紧张热烈起来,而许多伟大建筑物的构造也表明了雅典文明的光辉灿烂”[4 ](第51-54页)。 随着手工业的专门化,作坊和营造场等手工业生产区应运而生。这时的作坊和营造场 一般规模不大,并可以为私人所有。例如,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父亲就有一个铁匠 铺;希腊的军政家克利翁父亲有一个硝皮厂;雅典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父亲有一个乐 器制造厂[4](第56页)。 工业的发达,粮食的不足以及海外的开发,促动了商业贸易的活跃,由此导致以城市 为支点的市集贸易和邦际贸易的繁荣。“每一个城邦对于周围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市集, 农夫们在那里卖掉他们的产品,换取钱来支付他们的赋税和租金(在某些地方),和购买 从外地输入的商品及乡间作坊不能生产的制品(当这些可以用钱支付的时候)”[5](第52 页)。 在市集贸易方面,定期市集是古希腊最为普遍的国内贸易形式。小生产者和零售商人 定期聚集于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交易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同的市场,按规定 的时间开市。交易的商品有蔬菜、水果、干酪、鱼、肉、腊肠、家禽和野鸟、酒、木柴 、陶器、铁器、旧货,还有卖书的角落[3](P.290)。雅典城邦的中心市场是此类市集的 典型代表。此外,还有一些依托于城市的节日或竞技会等非经常性的市集。例如,在奥 林匹亚、德尔斐、尼密阿和科林斯地峡举行的全希腊竞技会,为雅典守护神雅典娜举行 的祝贺节等,都是商贸活动的良好时机。邦际贸易则指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贸易,或希腊 人与异邦人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较市集贸易规模更大,辐射更广。在贸易中形成几个 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希腊本土的雅典和科林斯既加工制造常用的金属与贵金属、木材 、羊毛、皮革、琥珀、象牙等产品,又向域外输出各种织物、武器和金属器具、毡毯、 花瓶、珠宝、美术品、金银雕刻品等。雅典用葡萄酒、橄榄油、纺织品、精美的工艺品 、陶器、军器输出,换回谷物、鱼、牲畜、蜜蜂蜡、食盐以及奴隶。公元前5世纪,雅 典的拜里厄斯港是爱琴海上著名的国际商港,运到这里的商品有埃及、西西里、黑海沿 岸的谷物、牲畜和皮革,米利都的羊毛,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阿拉伯的香水,马其顿 和色雷斯的亚麻衣料、大麻和造船木材,此外还从各地输入奴隶。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则 是联结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当时,希腊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北欧、西欧、英吉利海峡 、北海和波罗的海,甚至到达欧亚交界处的未知地区和非洲的西海岸[4](第62-68页)。 与其他地区相比,由于土地贫瘠,平原狭小,古代希腊的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雅典 就是如此。不可否认,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先前落后的雅典变为公民富足、国家 强大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强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智力投资和文化建设。伯里克利曾大规模 地兴建雅典卫城、帕特浓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 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竭力使雅典成为全希腊最美丽的城市、“全希腊的学校”。据载,建造雅典娜神庙花费竟耗资7000塔兰特,相当于雅典城 邦整整7个全年的预算[6](第358页)。在其执政期间,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文化 事业。演剧、庆节、献祭等都是开销不菲的公众活动,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其一部分 费用由城邦公款支付,大部分则以“社会义务”的形式分摊给富裕的公民。公益捐助是 富裕的雅典人的义务,如演剧捐助、海军建设捐助、供应贫民粮食捐助等。色诺芬的《 经济论》中记载,苏格拉底曾提醒富有的克利托布勒斯向城市的神及他的友人们尽捐助 义务:“必须供奉丰盛的祭品,否则神和人都会找你麻烦。其次,慷慨大方地招待很多 陌生人是你的职责。第三,必须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失去追随者。 ”[7](Ⅱ,5-8)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400个雅典人负担前401年至409年间的泛雅典 娜祭庆的巨额款项[8](第310页)。古代雅典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平等,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这些“富人”阶层的公益捐助。那么,在相对而言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的古代希腊社 会,哪些人可能是富人呢?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从总体上说雅典人的生活仍然是贫 乏的。雅典的普通公民,诸如教师、雕刻家、石匠、木工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标准一 个样,都是日得一个德拉克马[9](第253页)。这样的工资收入,除了足够支付一切的必 须费用以外,剩余不多,自然无力成为“富人”(即便是有,为数也不会太多)。因此, 只有经营获利较多的工商业经济的作坊主和商人或工商业奴隶主,才有可能成为雅典富 人阶层中的多数。这种富人阶层的出现,是雅典文化兴盛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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